第二章 誰締造了『洪武盛世』

一

說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時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鐵馬，權謀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實，卻在歷史長河裏被忽略了。

這個史實，是一組數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頃，戶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國家歲入米麥合計32789800石，官倉儲糧71800000石，不計民間百姓儲量，亦可供全國官民支用3年。全國棉花總產量11803000余斤，果木種植總量10億株。全國各府縣共開塘堰4000987處，疏通河道4162處，修築堤岸5048處。《明史•食貨志》如此評價這一時期：宇內富庶，賦入盈羨，府縣倉儲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把眼光轉向中國封建社會前朝後世，縱向對比：300年後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總數最高未超過600萬頃。前代被稱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數字不過4500萬。大詩人杜甫無比追憶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時代，國家糧稅總收入不過此時的三分之一……再橫向對比同時代的世界：根據英國學者李約瑟的記錄，14世紀歐洲人口的最高水平，僅為此時中國的四分之一，西歐列國的政府農業稅總和，為此時中國的三十二分之一……

這樣的數字，只能用一個詞形容——國富民強。可以用這個詞形容的時代，是盛世——洪武盛世。

說洪武盛世，論權謀，解厚黑，總不計國計民生來得近，不妨細解下，如此驕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締造。

二

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曾在一部劇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麗的宮殿，偉大的君王在頂端指引我們，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

說起洪武盛世這座“瑰麗的宮殿”，自然首推朱元璋。眾所周知的是他開國後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輕徭薄賦，官田稅五升三合，民田稅三升三合，為中國歷代田賦之最低；（江南地區除外）獎勵墾荒，無主荒地一經耕種即為田主所有，新墾田地免徭役3年；厲行節儉，禁鋪張奢華……

還有今天已鮮為人知的“宏觀調控”：一是大規模移民屯墾，數次遷移南方無地農民及世家豪門往山東、山西、遼東等省墾荒定居，既解決北方勞動力不足問題，又打擊“江南豪強”。出台政策鼓勵“多種經營”，規定有地5畝至10畝的農民，必須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否則增收稅賦。10畝以上加倍，每百戶農戶必須種棗樹200株，違者充軍，政府選派大量“技術員”下鄉，推廣先進農業生產技術，花大力興修水利工程。商業方面也不放松，全國厲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販鹽，食鹽、外貿等高收入行業一律“國營”。當然也沒忘了適當照顧，工商業減免稅收，僅為三十稅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國官民登記入籍，分民戶、軍戶、匠戶三類，嚴禁人口隨意流動，制《黃冊》《魚鱗圖冊》，登記全國土地戶口……

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農績”為考核官員的第一標準，嚴查貪官汙吏，甚至屢次以“懲貪”為名興起大獄，地方官要帶頭種田，名為“責任田”……

處心積慮，費盡心機，一個延續整個大明王朝的經濟體系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高度集中，權責分明，律令嚴苛，法網嚴密，層次分明，壁壘森嚴的封建農業國經濟體系。以後世的眼光看，或許死板僵化，卻在當時元末明初百業凋敝的大背景下，迸發出無比的生命力。驕人的經濟成就，便是結晶。

在這驕人的成就下，功勛卓著的人物——洪武時代的能臣們，他們以默默無聞的行動，縝密無漏的心思，嘔心瀝血的勞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輝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個人。說這3個人是“無名英雄”，是因為在群英薈萃的洪武朝，他們的身份、職業、受關注程度，較之諸多功臣名宿，實在只能算是籍籍無名的“小角色”，他們擔負起治理天下的大責任，不夠“高光”，卻足夠“舉足輕重”。

三

第一個人，便是我們上一章中曾略帶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戶部尚書——楊思義。

在二十四史中堪稱編修最為完整齊全的《明史》中，對楊思義的介紹只有數百字的簡短幾筆，且就在這寥寥幾筆中，生卒年不祥，籍貫不詳，字號不詳，實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後，是他金子一般的貢獻。如果說洪武朝時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經濟體系，來自朱元璋的鐵腕手段，那麽身為大明朝開國首任戶部尚書的楊思義，就是這個經濟體系的設計者。

楊思義是個“貳臣”，原為元朝中書省平章行走，雖“賢名”在外，在元朝廷卻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處，急需人才的朱元璋從劉基口中得知楊思義乃“元廷大賢”，欣喜非常，楊思義一到即熱情招待，繼而“策反”成功。從此，行將覆滅的元王朝少了一個跑腿的“小秘書”，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個14世紀中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