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類奧秘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滄桑,自然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得天下開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叠裏,是一段草魚化蒼龍的傳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開創享國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為中華五千年出身最貧寒的開國皇帝。成功之神奇,為歷代所稱頌。而數個世紀以來,一個問題卻始終爭論不休:他是怎樣做到的?

歷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實錄》的明初大儒董倫感嘆:“蓋因天命所屬,時運眷顧也。”一句“天命”,頗有“君權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張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說“不拘成法”,贊朱元璋,順便也給自己的改革“貼金”。清朝史學家趙翼評:“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復合型人才”。近現代台灣史學家李光濤則歸結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訣:用賢,善學,敢戰。時代更叠,後世旁觀者清的見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見解,串聯起朱元璋的成功史。無數的歷史畫卷中,被遺忘的卻是發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個“盲點”,恰是這個盲點,藏著朱元璋問鼎江山的答案。

這個盲點,是一次普通的問答,主人公是朱元璋與劉基。背景簡單:一個是已占有南京,基業初立,卻身處元朝廷、張士誠、陳友諒三強夾縫中,爭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紅巾義軍將領”朱元璋,一個是聲名在外的江東大儒,亂世中久歷沉浮,經多次邀請方投奔而至,初來乍到的大謀士劉基。

對話的內容很復雜,後世多注意了劉伯溫進獻的堪比“隆中對”的《時務十八策》,卻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個問題以及劉基的回答——義軍“九惡”論。

朱元璋的問題是:天下“義軍”(紅巾軍等反元農民軍)之所以屢起屢滅,難以成事,其根由在何處?劉基答:所謂“義軍”,雖一時兵勢浩大,卻多難長久,其原因正在於“九惡”。九惡者,一惡“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二惡“攻伐無度,形同流寇”;三惡“時降時反,相互猜疑”;四惡“糧餉不能自足,臨陣不知兵法”;五惡“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六惡“為將者心胸狹隘”;七惡“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八惡“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九惡“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載朱元璋邊聽邊“聞之勃然色變”。而劉基卻毫無懼色,繼而總結發言:“九惡不除,雖稱義軍,實則草寇流賊。”

這番宏論實在是大膽,彼時的朱元璋雖已是割據一方的吳王,卻依然奉紅巾軍頭領“小明王”為正主,所謂“九惡”論其實是當面罵了朱元璋。劉基話音剛落,朱元璋“憤然而起,擲杯怒目”,眼看著,劉基仿佛要人頭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間,朱元璋朗聲大笑,滿面怒氣化作烏有,一句贊嘆脫口而出:“千古名罵,萬載相傳!”

劉基沒有罵錯,朱元璋更沒笑錯,所謂“九惡”論,雖條條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卻是他從此打開帝王之門的鑰匙。

“九惡”論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惡”點出了朱元璋軍隊自身的弱點,可謂振聾發聵;二者,“九惡”點出了與朱元璋同時代的諸多“豪傑”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預言了他們最終失敗的命運;最後,“九惡”點出了兩千年歷次農民起義雖轟轟烈烈,卻大多只能走向滅亡,徒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後的明末農民起義,乃至清末太平天國運動,其結局也終不幸被“九惡”所言中。提出“九惡”的劉基,果不負他“渡江文士無雙”的評語。

劉基能夠總結出“九惡”,實非偶然。面見朱元璋時的“九惡”論,其實早在4年前,就寫在他致元順帝的《平賊十策》中,那時他還是一個“深受國恩”的大元進士,並曾在浙東自募兵勇,盡心竭力圍剿方國珍等“義軍”,直到眼見元朝廷已腐敗至不可救藥,方才憤然離去。所謂“九惡”,是因他常年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銘心的悟語,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讓我們以“九惡”為線索,串一下元末農民大起義的風雲景色。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內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萬民夫治黃河,因官吏暴虐導致民怨沸騰,終在“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蓮教首領劉福通、韓山童率領,在河南黃陵崗起事,推倒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