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類奧秘（第3/4頁）

既是“農民起義”，招兵買馬，自然脫不了古代各類怪力亂神，所謂“明教”“白蓮教”甚囂塵上，自然為“讀書人”所不齒，也自然多瞧不起“讀書人”，於是“褻瀆聖人之道”也就正常。起義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貧民，既敢起義，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則仇富，仇富則免不了濫殺濫搶。起義領導者也多為“草寇”，有長遠眼光的不多，於是更“殺伐無度”。莊稼漢出身的農民，從將領到士兵，皆沒受過正規軍事訓練，除卻少數無師自通的軍事天才，大多數是烏合之眾。起義多是自發，沒有明確的綱領與目標，一旦遇挫，自然內部渙散，分崩離析，各支起義隊伍所屬不同，既無眼光，自然計較眼前利益，自相殘殺也就不奇怪……所謂“九惡”，換位思考，發生在農民起義身上，卻是正常。

但“正常”的後果很嚴重，濫殺的結果是民心喪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褻瀆聖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會，朝廷是上層建築，“讀書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業？

所以封建社會歷代“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領袖，面前只有兩個選擇：一，覆滅；二，決裂“反封建”的身份，成為“封建主”。兩個選擇間命運拐點的信號燈，就是這來自農民起義自身的弱點，無法避免的“九惡”。

劉基之所以選擇了朱元璋，就是因為“九惡”，朱元璋之前已經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輕視文人，但是自招納了李善長後，開始著力籠絡知識分子。其軍隊每攻下一城，必設“禮賢館”，用以招納知識分子。對當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軟硬兼施，試圖收為己用，劉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朱元璋身邊的。“攻伐無度，形同流寇”這條也極力避免，從白手起家至占據南京，可謂步步為營，層層推進，且采用朱升的“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之策，耐心壯大自己的實力。“糧餉不能自足，臨陣不知兵法”這條，朱元璋也是另類，從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晉升為吳國公開始，他就在所轄的淮西地區推行屯田之策，占領南京後，又將此政策推廣至南京地區。其部將徐達、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為不世出的名將，所謂“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雖有存在，卻不嚴重。在當時的“眾豪傑”裏，論“九不惡”，朱元璋無疑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這些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戰勝“九惡”，化“九惡”為“九不惡”，是需要有與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決裂的勇氣，戰勝自己的勇氣。

四

“九惡”中有幾條是朱元璋注定無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擺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實是：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並非苟延殘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邊同為“義軍”的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強敵，兩強中陳友諒兵最強，張士誠財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

不可避免，就要繼續講策略，絕不可“攻伐無度”，先打陳友諒，這之間拼命結好張士誠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張士誠在陳朱交兵時，屢屢發動侵擾，也極力隱忍，按兵不動。直到鄱陽湖一戰殲滅陳友諒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張士誠下手，卻不急於一口吃個胖子，先奪張士誠江北領土，繼而迂回湖州、杭州，吞並張士誠南方領土，對坐鎮蘇州的張士誠形成包圍之勢，最終發起總攻。從公元1365年十月舉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滅張士誠，拿下北伐中原一統天下的最大本錢，可謂步步為營。之後的北伐滅元之戰，方略更是穩妥。先取山東河南，最後匯攻元大都，水陸並進穩打穩紮，兵不血刃收復中原，再集中力量，徹底摧毀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終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戰火中屹立而起。

在這之間，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關爭天下的“九不惡”，還做了另外幾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還是回到“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設禮賢館，招納賢才，遠遠不夠。他還要在轄區內遍開學館，修繕宗廟，尊孔敬儒。所謂“賢才”，不是“招”出來的，而是養出來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於南京設“國學館”，以大文士宋濂為“經師”，這就是大明開國後“國子監”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設學館，此為明建國後地方“府學”“縣學”的前身。當然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自開館以來，連下嚴令，敢有騷擾學館者，無論何人，嚴懲不貸。次年，發生了傅友德部亂兵勒索亳州學館，毆打教習的事，朱元璋懲一儆百，參與滋擾的亂兵各領軍棍五十，主將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頻施，才算讓眾將領教了“聖人之道”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