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太平天國“都城”的困惑

太平軍在武昌呆了一個月時間，即1853年1月至2月間（準確時間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時的太平軍，威勢赫赫，已經有50萬人的規模（包括老弱婦孺），不僅軍械精全，更有數千艘船只。

眼看著清朝在江蘇、安徽、江西的統治呈現土崩瓦解之態。

清廷震怒之下，把時任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的徐廣縉逮治入獄；以湖南巡撫張亮基署理湖廣總督；提升湖北提督向榮為“欽差大臣”，專責兩湖軍務；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率軍入防江蘇、安徽；以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駐守湖北、河南；以雲貴總督羅繞典專守荊襄之地。可見，三個“欽差大臣”來防太平軍，不可謂不重視。火上房的關鍵時刻，這些舉措其實效用不大。何者？從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結果自不待言。

太平軍占領武昌後，城內的滿人、漢軍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闔家自殺的不少。在“鎮壓反革命”方面，太平軍毫不留情，特別是對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雲南、貴州等地來援的官軍，基本全部殺掉。投降的也殺。只有對在武昌迎降的守將，太平軍才稍顯仁慈，留下幾個當“參謀”。根據“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心態，太平軍對於武昌城內各處監獄犯人無問情由，盡數放出。不少當地地痞流氓趁機與犯人們一起，紅帕裹首，冒充太平軍，日夜四出，恣意搜搶民財。他們連窮巷陋室也不放過，皆搶個空凈，絲毫沒有樸素的“階級情感”。由於當地居民害怕太平軍，見面就下跪呼為“王爺”，對這些老鄉賊人，就背地叫他們“本地王爺”。武漢人的窮幽默，可見一斑。

文化宣傳工作自不可少。太平軍在武昌城大規模刻印宣傳品，號召居民入拜上帝會，每25人為一館，青壯年（包括婦女）均著短衣，持“聖兵”牌號，入城外軍營參加訓練。同時，嚴命民間向上交納一切財物，除金銀珠寶外，錢米、雞鴨、茶葉，甚至連鹹菜也要上繳，稱為“進貢”。得物後，太平軍發給繳納者一張“憑證”，上書“進貢”二字，下鈐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後就會被按住打屁股，一般會打數十下，鮮血淋漓，以示警告。由於逼索嚴苛，民眾逃亡不少。

紀律方面，太平軍對強奸處罰最嚴，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婦女行為者，會立刻遭到斬首。數天內，血淋淋人頭數百懸於漢陽門外，大多為犯奸汙婦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對“賊”的印象，一是這些人皆長發，紅帕包頭；二是太平軍所有人均“短裝”，即使穿紫貂海龍外套，也中間一剪斷之；三是發覺廣西的客家“女賊”皆“大腳高髻”，氣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貨物。她們身穿綾羅綢緞，背扛粗包兵仗，很讓人印象深刻。至太平軍從武昌撤走時，這些“賊婦”開始強搶當地婦女首飾，見有鮮亮衣衫，也奪之而去。武昌婦女當然打不過這些大腳“花木蘭”，忍氣吞聲任其搶走自己身上心愛之物。

在武昌的閱馬場，太平軍天天派人在那裏“講道理”，場面宏大，每次均敲鑼呼喚地方居民以及新入會的人員臨聽，宣講“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東王”的“操勞”，讓大家一心一意跟隨“天王”打江山。

據身臨其事的文人陳徽言《武昌紀事》上講，太平軍在閱馬廠建一高台，每日臨講的是一個“戴紅氈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系玻璃眼鏡，手持白蓵，儼然踞上座。另一童子，執乃傳賊，揮蓵招人近台下，若相親狀。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這位宣講“大師”應該不屬於“廣西老賊”，他能用“官話”宣講，可能是湖廣一帶入拜上帝會的儒師或鄉間冬烘塾師。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國高層，因為除洪秀全、黃文金、曾天養外，大多數人都很年輕，四十歲以上的人很少。

“講道理”大會期間，也有不和諧之音。陳徽言本人講，他曾看見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推開眾人，高聲抗辯，駁斥太平軍宣傳“大師”所講的內容是摧毀儒學道統。老羞成怒之下，“大師”立派太平軍士把此人四肢分綁，準備五馬分屍。見對方這麽沒“風度”，抗辯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終於於地下見祖宗！”怒極的太平軍首領把“講道理”變成“不講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馬。可這五匹馬從來沒搞過這種“專業”訓練，不知分頭跑，拖拉半天也沒把人弄成五塊。最後，宣講“大師”親自下台，抽刀砍死了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衛道士”。

太平軍並不想在武昌久留。2月9日（鹹豐三年正月初二），由於向榮、張國梁兵在東部大舉進攻，太平軍把奪取的官銀和物資捆載至船上，逼使幾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後自武昌直下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