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第4/32頁）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只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只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裏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可憐：

　　他們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只準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只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麽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麽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系，只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制體制是有潔癖的，“裏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沖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布：“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黴。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只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面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面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