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第3/32頁）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余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裏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采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占了歐洲人從中國采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占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占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占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占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系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系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志》，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禦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聽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匯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麽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禦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了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麽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仆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借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