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第3/11頁）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沖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沖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裏，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咨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松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麽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麽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裏，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贊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系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松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幸虧張廷玉平時對於朋黨嫌疑懍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