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

　　一 張廷玉的過人之處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禦制詩集》，進呈禦覽。皇帝翻閱一遍，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後寫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不夠“尊貴”，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後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29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45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升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麽閃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雲：“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裏，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後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

　　由於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系、尤其是君相關系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幹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嶽飛血灑風波亭，於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淩遲。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唐太宗“親仆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余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砷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勛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曾國藩家書》）“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