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第2/11頁）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禦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禦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档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贊：“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裏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只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欲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幹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嶽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黴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