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鞏固政權：打造農民烏托邦（第5/12頁）

　　既然不可能改變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絕地主階級的再生。無論采取什麽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絕對平均，大地主沒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過，在整個統治期間，他都不忘時時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階級。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見各地富民，告誡他們：

　　汝等居田裏，安享官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淩弱，眾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淩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裏，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當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會人人都謹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不謹慎處，他就連施重手，摧殘他們，必至他們家破人亡而止。為了防止大戶通過飛灑[1]等手段將賦稅轉移到貧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國進行土地普查，建立魚鱗圖冊，以定賦稅。通過精細嚴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出地主隱瞞的大量土地，“業不可隱”，使豪強地主再難隱瞞土地，逃避賦稅。

　　朱元璋明確規定，如果地主們“有將田灑派，作詭寄名色，靠損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將倚恃豪傑之家，捉拿赴京，連家遷發化外，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一旦發現奸頑富豪有不法行為，他均以重刑處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結官吏，“侵害鄉民，欺壓良善”，被“拿獲到官，於本邑梟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糧長張時傑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稅糧，延期不綱，朱元璋令將其全部處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響下，地方官員也以挫辱地主為得計。如薛巖守鎮江，執法極嚴，“豪強為之屏跡”，不敢妄為。蘇州府太守王觀，因當地百姓拖欠了許多稅糧，就把全府的富戶都叫到府衙，命令他們拿出家中的儲積代老百姓賠償。

低薪制下的大明官員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歷，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著底層視角。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須，每一滴膏血都最終源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面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裏懸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兇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在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每一次起義中被屠戮最慘的都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地主階級。

　　由於統治技術的粗疏，元代官吏貪汙腐化較多數朝代更甚。元代官場，處處離不開錢。“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過生日要給‘生日錢’，管個事要給‘常例錢’，往來迎送要給‘人情錢’，發個傳票、拘票要給‘賫（jī）發錢’，打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無事也白要錢，叫‘撒花錢’。”上級官員到下級地方來檢查公務，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秤銀，爭多論少，簡直在做買賣。底層百姓平時見不到官員，偶爾地方官下鄉，卻都是來搜刮。所以，朱元璋一見到衙門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齒。後來，他曾回憶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

　　一方面懷抱對官僚體系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系，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在中國歷朝歷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一方面，他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後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賞賜。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的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按照慣例，官員的部分幕僚、隨從的報酬和部分辦公費是要在年俸中開支的，所以官員們依靠正常的俸祿無法過上舒適的生活，低級官員更連養家活口都有困難。“不足以資生”、“困於饑寒”的抱怨不絕於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