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鞏固政權：打造農民烏托邦（第4/12頁）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占有原來那麽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份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只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的龐大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制宜，用各種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借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歷朝歷代習用的一個辦法。建國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大約100萬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為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裏，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為亂地方；二他們帶來了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

　　毫無疑問，豪門大戶並不願意拋棄龐大的產業，搬離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還想方設法想要逃回故地。為了防止這些富戶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嚴厲法令，規定“富民私歸者處以重罪”，使各地的縉紳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個辦法是制造冤案，發動百姓誣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沒他們的財產。

　　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墻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後勸諫，才找了個借口流放雲南。沈萬三最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羅織罪名摧殘富民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別人咒罵，不怕後人評說，不但不為婦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準則的約束。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懲貪和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殺人十數萬。

　　強權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鬥爭來，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滅政敵的同時，“放牛拾柴禾——捎帶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們也都消滅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絕大多數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們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實意圖在於沒收財產，所以樂得爭相告發。

　　《明史》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吳寬說他的家鄉長洲（今蘇州）在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裏殆空”，並談及三吳地區的情況說，“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盡”，在胡、藍黨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強地主幾乎都受到株連，僅吳江一縣，罹禍的就有張濤、莫禮、張瑾、李鼎、崔齡、徐衍等“不下千家”。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發生“南北榜”事件（因錄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發北方考生質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殺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後，朱元璋“以江南大家為‘窩主’，許相訐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禍。由於大批地主私田被沒收變為官田，明政府的田賦收入飛躍式增長。蘇州府在元末應納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躍增至二百九十余萬石，翻了三倍還多。松江府也從六十六萬余石驟升至一百四十萬余石，漲了二倍有余。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說，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擊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已經被清洗一空，一個也沒剩下。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尾滅，蕩然無存”。貝瓊也說，當時三吳地區的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當然，這種說法近年遭到懷疑，有學者研究證明，朱皇帝的清洗並沒有那麽徹底，也有極少數地主大族采取散發家財、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來。如無錫華宗壽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長洲朱士清入贅烏溪大姓趙惠卿為婿，“趙以富豪於一方”，朱士清預料會出事，“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不過，這樣的幸存者畢竟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