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第3/10頁）

共和國民，其蘄向之所歸，不在國家。乃在以國家為憑藉之資，由之以求小己之歸宿也。國家為達小己之蘄向而設，乃人類創造物之一種，以之保護小己之自由權利，俾得以自力發展其天性，進求夫人道之完全。[18]

國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聖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歷史之物，它只是一種人為的建構，一種為保護個人自由與天賦人權所設立的工具。這種功利主義的國家工具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非常流行，成為新的主流國家觀。不僅《新青年》《新潮》如此，即便是五四時期的《東方雜志》也作如是觀。《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發表於1917年的《個人與國家之界說》一文，與《新青年》一樣，同樣將個人置於國家之上，認為先有個人而後有國家：

欲使個人能盡力於國事，必使個人先盡力於自身。當其致力於自身之時，不必懸國家以為標的也。

杜亞泉特別強調：個人雖然對國家負有責任，但在盡責任之前，首先要鞏固個人之地位，警惕個人被沒入國家。[19]自嚴復翻譯《群己權界論》之後，大群與小己、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一直為中國思想家所重視。個人的解放與民族國家的建構，究竟何為第一位？由於受到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與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的影響，嚴復、梁啟超認為國家的強弱興衰，取決於國民的素質，國民與國家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正如梁漱溟所指出：中國文化不是個人本位，也非群體本位，而是把重點放在人際關系上，是倫理本位或關系本位。[20]深受中國思想傳統熏陶的嚴復、梁啟超總是把個人與群體放在互動的脈絡裏面加以論述。在現代“合群”的國民共同體中，群己之間並不是目的與手段的工具理性關系，而是互動的辯證和諧。只是處於國家有被列強瓜分之虞的晚清，比較起個人，國家的建構處於更重要、更急迫的位置，因而晚清的個人更多地被理解為與國家一體化的國民，而非具有內在深度的自我。然而到了五四時期，個人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其不僅是一個集合概念的國民，而且成為獨立於國家並具有優先性的自我。[21]杜亞泉雖然繼承了嚴復的思想脈絡，從群與己、國家與個人的界限角度思考問題，但他的重心已經不再落於國家，而是個人。個人獲得了完全的自主性，不再以國家為歸宿，也不再具有晚清那樣的同一性。國家與個人關系的這種換位，成為五四時期與清末民初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分界之一，也是從《新青年》到《東方雜志》各類啟蒙人士的思想共識。

在五四時期，國家工具論尚是溫和的學說，最極端的莫過於國家偶像論或國家虛無論。無政府主義在當時是第一顯學，不僅為吳稚暉、李石曾、劉師培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所信奉，而且滲透至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這裏，使得啟蒙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帶有藐視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色彩。茅盾回憶說：

那時又因種種運動的失望，對於國家制度底本身，也發生了絕大的懷疑，所謂無政府主義，也很流行起來了。先前大家都提倡愛國，到了這時，連什麽國家，什麽政府都不要了。[22]

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一文中慷慨激昂地號召打破一切人間的偶像，除了神佛仙鬼之外，最大的偶像就是晚清以來梁啟超、嚴復所熱情召喚的國家。陳獨秀輕蔑地說：國家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並無什麽真實能力”，若除去人民，單剩一片土地，國家便什麽也不是。人們之所以要保存國家這個偶像，不過是借此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他認為：“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打破一切偶像的目的，乃在於確立新的真理與信仰。國家與鬼神“此等虛偽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裏徹底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23]

1918年，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殉清自殺，引起輿論的關注，並產生不小的爭議。社會學家陶孟和在《新青年》撰文，認為梁濟殉清不值得，他說：“什麽是愛國心呢？所愛的國是什麽呢？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原來沒有什麽可愛。我們所愛的是同在這個抽象名詞裏頭的生靈。……‘愛國心’這個名詞常用為騙人的口頭禪：君主用他保護皇室，帝國主義者用他保護資本家的利益，民國的執政者用他保護他們自己的勢力。所以為人民全體爭幸福才可以激發愛國心，不然，這個名詞是最危險、最禍害的。”[24]五四運動後不久，傅斯年離開中國赴英留學，臨行之前他在《新潮》雜志上慨然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