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家建構中的地方認同

歷史上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秦朝之後就建立了大一統，但兩千多年來，將近一半的時間又處於王朝林立的分裂狀態。雖分分合合，但始終有一個想象中的中國。在中國內部，有中原與邊疆之分，也有中央與地方之別。中國不僅是一個中央帝國，也是一個地方中國。

士大夫是國家與地方聯結的紐帶，從士大夫精英的歷史可以考察歷代地方與國家關系的演變。那麽，進入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清末民初，國家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什麽樣的逆變，士大夫精英從中扮演了何等歷史角色？在科舉廢除之後的中國，舊士紳階級逐步讓位於新知識階級，而1916—1925年間，正是這兩個階級並存、新老交替的時期，他們如何在地方與國家的沖突之中展開角逐？這些問題，正是本章要研究的核心內容。

一、歷史上的地方、國家與士大夫

從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曾經有過封建制、貴族制和王權官僚制三種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國一體的宗法封建制，秦漢是有限的王權官僚制，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貴族制，而宋元明清則是絕對的王權官僚制。在這三種不同的制度形態下，不僅國家與地方的關系迥然不同，而且士大夫精英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宗法封建制下，他們是封建士大夫，在貴族制下，他們是世家大族，而在王權官僚制下，他們是官僚士大夫。

先看第一階段西周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乃是天子封諸侯為立國，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給卿大夫為立家，因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級制度。所謂的家國天下，就是以這種宗法分封制聯為一體的卿大夫、諸侯與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國），諸侯代表列國（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家鄉），家國天下之間，通過層層分封與效忠而形成血緣——文化——政治共同體，既是親戚，又是君臣，如同一個大家族；同時，受到分封的諸侯與卿大夫對自己的封地有絕對的自主權，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諸侯國和采邑之間又是獨立的，相互不隸屬，各有各的特色。擁有獨立采邑的地方貴族、卿大夫只須對自己的宗主諸侯效忠，無須對天子承擔義務；而最底層的庶民與士更是只知有家（采邑），效忠於家（卿大夫），不知有國（諸侯），更不知天下（天子）。[1]卿大夫及其所依附的士階層，身為封建時代的地方精英，他們是自己封地的實際所有者。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名義上屬於周天子，但一方貴族可以獨立決定地方的各種政治、社會與宗教事務，有強烈的家（地方）意識，而是否有國與天下意識，則將取決於不同層次貴族的相對位置。底層貴族大夫與士僅僅忠誠於家，國與天下不授其分封，顯得何其遙遠；一邑之主——公卿則不同，其對宗主國諸侯有忠誠的義務，但周天子所代表的天下對他而言則天高皇帝遠；真正對天下負有宗法與政治義務的，是受周天子分封的各同姓和異姓諸侯。從士、大夫、公卿到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層網絡，有一套嚴密而復雜的周禮加以維系。

待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封建制度逐漸解體。到秦始皇時代，建立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大一統國家。秦朝的郡縣制，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裏，地方毫無自主性可言，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苛政，秦二世而亡。繼之而起的漢朝，總結了秦政速亡的教訓，在漢初融封建於郡縣之中，這就是所謂的郡國制：郡縣與諸侯國並行。雖然到文景兩代諸侯削弱，郡縣強化，但地方仍然有相當自主性，鄉縣三老，皆由基層選舉產生，與縣令有商有量，官民合作。太守、縣令施政，必得照顧地方輿論，尊重地方意願。兩漢的郡太守，如同古代的諸侯，只是太守不能世襲而已。其官吏皆忠誠於他，“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雙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2]兩漢的察舉制度與後來的科舉不同，不是自上而下選拔人才，而是自下而上推舉鄉裏賢達，民間鄉議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錢穆稱贊說：“兩漢人才皆從地方自治出，而地方自治則注重學校教育與鄉邑清議，宜乎兩漢吏治之美，冠絕後世。而漢代國力之隆，治化之蒸，亦皆本於此矣。”[3]

為什麽錢穆稱贊兩漢有古代各朝中最好的地方政治？因為當時的政治精英既是中央的，又是地方的；士大夫既忠誠於抽象的國之象征君主，又忠誠於一土之地方官，中央與地方之間有微妙的平衡。漢代的士大夫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循吏亦吏亦師，教化百姓，化民成俗，致力於傳播儒家文化；酷吏是典型的官僚，承接秦政，奉行律令，統一了全國的法政秩序。[4]在這裏，同為士大夫精英，循吏與酷吏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儒家循吏代表一個自律的、自組織的宗族鄉裏社會，而法家酷吏象征的是一個以行政律令為中心的他律的政治世界。這兩個世界，也是家的世界與國的世界，家國在西周通過分封制獲得封建式同一性，到了秦代法家當政，家國分離，國壓制了家。兩漢期間，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合文士與官僚於一體，家國再度統一。谷川道雄對此頗有見地：“漢帝國的完成過程，是一個政治世界將自律世界納入自身的過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