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家建構中的地方認同（第4/12頁）

晚清是近代國家意識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識的發端。傳統中國的地方意識，乃是一種鄉曲主義，楊蔭杭說：“中國人重鄉誼，嚴省界”，“大率黨同伐異，皆由地方習慣不同；而召集徒眾，皆以‘鄉誼’二字相號召。若是者，謂之鄉曲主義”。[21]鄉曲主義與近代的地方意識不同，它只是一種鄉籍意識，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閩南人、溫州人、紹興人等，卻沒有形成近代以省籍為中心的地方意識。近代的地方意識，與近代的個人意識一樣，是近代國家意識的產物，或者說地方意識與國家意識是同構物。程美寶對廣東地方意識的研究，就發現過去並沒有統一的廣東文化，只有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清，隨著國家意識的出現，相對於國家整體的地域性，廣東文化才開始被建構起來，“在中國，地方文化的存在，絕對不會對國家文化造成威脅，正如客家人在強調自己的特色的同時，並不會阻礙他們表達自己的中國人或漢人的身份”。地域與國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前提、相互補充的。對地方志的書寫，就是對“國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歷史的敘述。[22]

晚清地方意識最明顯的表征，是各地留學生去了日本之後所形成的同鄉組織。但這個同鄉，已經不是原先“鄉曲主義”的“小同鄉”，而是以省籍為中心認同的“大同鄉”。鄒魯回憶說：“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23]於是，晚清的留日學生刊物多以《四川》《江蘇》《河南》《江西》《新湖南》《新廣東》《浙江潮》《雲南雜志》《湖北學生界》等命名。然而，晚清畢竟是一個國家主義時代，而非古時的封建復辟。留日的各省學生，在地方意識覺醒的背後，所抱的卻是一種深刻的國家救亡心態。歐榘甲所撰寫的長篇文章《新廣東》（又名《廣東人之廣東》）是一個很好的文本。他對國難當前廣東內部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大聲疾呼廣東人要有自己的廣東意識，樹立自立之精神：“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是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矣。……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主之勢，以健全全國自立之起點。”面對“外國欲瓜分中國，何能自瓜分之”的批評，作者強調：“中國之名，於其身泛而不切，尊而不親，大而無所屬，遠而無所見。……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家裏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眾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24]提出於20世紀初的“各省自立”主張，是20年後“聯省自治”的先聲，可以從中發現，再強的地方意識、再激烈的“各省自立”呼聲，其本身並不足以導向歐洲式的國家獨立運動，相反，其最終的合法性依然落實在國家意識，按照“家國天下”的傳統，先治地方“小家”，後謀國家獨立之大業。省籍意識不僅不與晚清的國家主義思潮沖突，反而是其內在的一部分，如章清所說：“‘省界’構成‘合群’之先聲。”[25]各鄉、各省是地方小群，通過地方的自立，最終合成國家之大群。而被中國視為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和德意志帝國，都為中國人提供了由聯邦而建國的典範。

第三個歷史時刻是晚清新政。晚清政治以富強為目標，學習西方的近代化，呈現出兩個互相沖突的趨勢：一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朝廷試圖借助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提升政府的財政吸取能力；另一個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力圖實現地方的自主性。從洋務運動到晚清新政，都有這樣的特點。如果說在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中，地方實力派還剛剛形成的話，那麽到了20世紀初的晚清新政，他們就已羽毛豐滿了。任何一場改革，都是一場資源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太平天國革命之後，中央與地方財政各自為政，各有一本賬，戶部無法幹預地方收入支出，國庫日益空虛。另一方面，督撫們集軍事、行政、財政等地方大權於一身，形成尾大不掉、直逼朝廷之勢。1900年北方鬧義和團，朝廷向列強宣戰，八國聯軍入侵，南方諸省在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和盛宣懷的密謀之下，與外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形成了一國之內中央主戰、地方主和的咄咄奇事，如胡春惠所說：“就現代政治學主權不能分割的觀念而言，此一情勢下的中國，顯然已不能稱之為一個統一的國家。”[26]辛醜之後，朝廷決心搞新政，除了力圖扭轉衰落之勢，實現國家強盛之外，加強中央集權，將督撫的地方軍事和財政大權收繳到朝廷，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然而，晚清末年的軍事與財富重心已經從中央下移到地方，連強勢的慈禧太後也未能做到這一點。慈禧死後，弱勢的攝政王眼見中央大權旁落，試圖強力推行，反而引起地方的反彈，最後招致革命而自取滅亡。對中央政府來說，僅僅握有地方大員的任免權並不足以掌控局面，一旦財權與軍權下沉，財政日拙，國庫空虛，軍隊蛻變為地方私家軍，那麽，藩鎮割據、重新封建化將呈不可逆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