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家建構中的地方認同（第3/12頁）

正因為“士紳社會”在國家體制之外，又是國家體制非正式延伸的一部分，因此與朝廷權力的關系具有既依附又獨立的雙重性質。士紳的特殊身份使得其在官家面前代表民間，在民間面前又代表官家，因此也同時具有了國家與地方的雙重意識。對於他們而言，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不是相互沖突的，而是內在鑲嵌的。近年來，科大衛、劉志偉、鄭振滿等“嶺南學派”的出色研究，已經證明了明清時期的家國認同並非一般人認為的那樣緊張，恰恰相反，國家的認同不是抽象的，而是內在於地方一整套宗族祭祀和禮儀制度之中。[18]這種與歐洲迥然不同的社會與國家、地方與中央的復雜關系，一方面使明清士紳們在兩種認同之間轉換自如，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微妙的張力。一旦有機會表現，地方意識就會突破內在的國家認同，表現出其獨立不羈的一面。同樣為“士紳社會”，明與清大不相同，明代有紳士又有紳權，到了晚明，甚至一度挑戰中央權力；而到了清代，如楊國強所言：“清代二百年間有紳士無紳權。紳士只能同地方官合作，不能囂張。”[19]然而，一旦中央權力式微、大一統帝國內外交困，已經形成了一個思想與階層共同體的士紳們，便會從非政治化的社會性格，迅速政治化，從地方挑戰中央，成為改朝換代的中堅力量。

二、晚清的朝廷與地方士紳

清末民初所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而言，似乎只是一次輪回，從中央集權重新回到封建割據時代。但這個回轉，並非突然發生，乃是經歷了60年的滴水穿石。被壓抑了二百年的士大夫精英，到了晚清經過湘軍崛起、科舉廢除、晚清新政、谘議局與資政院成立等一系列歷史時刻，一步步逼近政治舞台中央。隨著晚清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出現，與此相對應的地方意識也得以強化，並獲得了新的歷史形式，地方精英的國家化與地方意識對朝廷的挑戰，最終引發了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

第一個歷史時刻是湘軍的崛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清廷被迫讓曾國藩、李鴻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餉、設厘卡、辦團練，以後又辦企業、搞洋務，從此地方勢力有軍隊、有財力、有圈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這些晚清一代重臣與傳統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他們雖然有功名，卻基本是地方士紳，因軍功顯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統觀念，在“理”之外，更重“勢”，與正統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現實感，靈活實用，不拘泥於經典陳義。重新崛起的地方勢力以封疆大吏督撫為核心，背後又有各地地方士紳支持，清代二百年衰落的紳權重新擡頭。此時的士大夫精英已不純粹是國家精英，而是有相當的地方性，開始形成與中央疏離的地方精英。這一情形與東漢末年類似，在國家貴族之外，出現了地方豪強，而地方豪強的合法化名義，不再是傳統的“封建”，而是一個經過日本轉手而來的西方新詞“地方自治”。楊國強指出：“地方自治是西來的學說，但是在中國能與之現成對應的恰恰是紳權。於是古老的東西因西學傳入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力。這個過程造成的變化借西來的學理助成了紳界的強勢，因此，彼時的狀元張謇和進士湯壽潛、譚延闿、湯化龍、蒲殿俊等等，雖然都官格齊備而寧肯在官場之外，以紳界領袖的面目造時勢。”[20]

第二個歷史時刻是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不僅是精英選拔制度，而且是中央與地方關聯的樞紐。朝廷通過科舉考試，將各地最優秀的人才精英吸納到體制與中央，避免沉澱在地方特別是體制之外，以免構成對朝廷的潛在威脅。科舉制的廢除使得朝廷不再對地方精英有過去那樣的凝聚力，官場也不再成為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攔腰切斷，使他們沉澱在地方，活躍於官場之外。這就是晚清日趨活躍的紳界。讀書人分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納的進士、翰林，屬於國家精英，後者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晚清紳權的崛起，與之前朝代不同的是，這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國家精英立足於地方致力富強的話，那麽，到1890年代從公車上書開始，代替洋務派國家精英執掌變革大旗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原本屬於地方的文人士子。他們從邊緣進入中心，從湖南進入京城，掀動戊戌變法的大風暴。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王權國家裏面，社會與政治的變革往往是從邊緣開始，逐步向中心滲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變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執掌改革牛耳的社會重心，卻是一個倒過來的從中心流落到邊緣的逆向過程：首先是體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後是體制邊緣的文人士大夫，最後是因科舉制廢除而被拋到體制外部的革命“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