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新天下主義與中國的內外秩序

21世紀影響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國的崛起。但伴隨著國家實力的擴大，中國的內部秩序與外部秩序卻出現了嚴峻的緊張局勢。在國內，邊疆所發生的民族與宗教沖突沒有解決，甚至出現了極端的分離主義和恐怖活動。在東亞，中國的崛起讓周邊有些國家惴惴不安，東海、南海的海島之爭令東亞上空戰爭的烏雲密布，隨時有擦槍走火的危險。不僅是中國，整個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都空前高漲，呈相互刺激之勢。猶如19世紀的歐洲，局部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機的腳步臨近家門，我們有化解危機的方案嗎？治標的國策固然可以開列一張清單，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機之本。這一本源不是別的，正是自19世紀末引入中國的民族國家至上意識，這一意識如今已經成為社會從上至下的宰制性思維。民族主義本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然而一旦成為君臨天下的最高價值，將會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就像曾經在歐洲發生過的世界大戰一樣。

真正的治本之方，在於一種與民族國家意識對沖的思維。這一思維，我稱之為“新天下主義”，一種來自古代傳統，又重新加以現代性解釋的軸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義”的普世性價值

何謂“天下主義”？在中國傳統之中，“天下”具有雙重內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國，“早期的‘國’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1]作為價值體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價值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國不過是王朝的權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秩序，不僅適用於一朝一國，而且是永恒的、絕對的和普世的，國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則將人人相食，成為霍布斯式的叢林世界。

中國的文明傳統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天下主義。天下的價值是普世的、人類主義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民族或國家的。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都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古代世界的軸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臘——羅馬文明一樣，中華文明也是以全人類的普世關懷作為自己的出發點，以人類的價值來自我衡量的。當近代中國從歐洲引入民族主義之後，中國人的胸懷從此狹隘了許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縮，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氣魄，矮化為“那是西方的、這是中國的”小家子氣。

固然，古代中國人除了講天下，還講“夷夏之辨”，然而，古代的夷夏，與今天掛在極端民族主義者嘴邊的中國/西方、我們/他們的二分思維是完全不同的。今人的二分思維受到近代種族主義、族群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影響，夷夏之間、他者與我們之間是絕對的敵我關系，毫無通約、融合之余地；而古代中國人的夷夏之辨不是固態化的種族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的、可打通、可轉化的文化概念。夷夏之間，所區別的只是與天下價值相聯系的文明之有無。天下是絕對的，夷夏卻是相對的；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的，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誠如許倬雲先生所說：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2]歷史上有許多以夏變夷、同化蠻族的例子，同樣也有以夷變夏、化胡為華的反向過程。漢人本身是農耕民族，而胡人多為草原民族，農耕中國和草原中國經過六朝、隋唐和元清的雙向融合，許多胡人的文化已經滲透進華夏文化，比如佛教原來就是胡人的宗教；同時，漢族的血統裏面也摻雜了眾多蠻夷的成分，從服飾到起居，中原的漢族無不受到北方胡人的影響，比如漢人最初的習慣是席地而坐，後來喜歡上了胡人的馬紮，從馬紮發展為椅子，最後改變了自己的習慣。

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為其封閉、狹窄，而是得益於其開放和包容，不斷將外來的文明化為自身的傳統，以天下主義的普世胸懷，只關心其價值之好壞，不問種族意義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來將你我打通，融為一體，化為“我們的”文明。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麽是好的”，而文化只關注“什麽是我們的”。文化是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解決自我的文化認同；而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一國一族的普遍視野回答“什麽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