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第2/10頁）

二、民初的“世界主義的國家”

到了民國初年，思想界的風氣發生了一些變化。數十年的國家主義狂潮，雖然打造出一個中華民國，卻不是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國度。個人為國家的犧牲，換來的是袁世凱為稱帝而與日本秘密簽訂“二十一條”。最早對愛國心提出質疑的，是後來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1914年底，他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發表了一篇《愛國心與自覺心》。他首先區別了中西愛國的不同，中國人將國家視為社稷，愛國與忠君同義。歐美人視國家為保障人民權利、共謀幸福之團體。“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像德國、奧地利、日本之國民，盲目愛國，為帝國主義助力，“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陳獨秀最後指出：

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8]

這篇文章，如章士釗所評價，“特獨秀為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9]但其先是招致輿論嘩然，讀者來信痛斥陳獨秀是“不知愛國”的狂徒。不久袁世凱賣國消息傳出，盲目愛國之弊為其不幸而言中，輿論遂發生轉變。清末民初鼓吹國家主義最力、影響最廣的梁啟超，在中日“二十一條”密約消息傳出之後，也開始自我懺悔，寫了一篇《痛定罪言》，檢討國民盲目愛國、與當局共患難之慘痛教訓：

今政府勸人民以愛國，其有以異於彼者能幾？民將曰：國如當愛也，則愛之者其請自當道有司始。今當道有司是否以國家之休戚為休戚，而顧乃責難於吾民，浸假吾民真輸其愛國之誠，安知不反為當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10]

在五四知識分子崛起之前，梁任公一直是中國思想家執輿論之牛耳的意見領袖，連他也“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合轍”，難怪章士釗感嘆曰：“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11]1915年以後，那種民族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不再成為思想界的主流，而另外一種反思的、改造的愛國主義浮出水面。1916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愛國主義》，承接梁啟超的新民說傳統，認為國之強盛，在於民德、民風、民力。欲圖存救亡，不在於有多少為國捐軀之烈士，而是改造國民性，造就一大批篤行自好之士。陳獨秀將之稱為“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12]愛國主義的重心從國家下移到個人，要救國，首先要有獨立的個人。

與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狂飆不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時代。近代意義上的個人觀念雖然在晚清就與國家一起誕生，但晚清的個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與國家同一化的國民。[13]但到新文化運動時期，與國家分離乃至對立的個人觀念出現了。當個人與國家分離，成為一個個別的、自明的、具有內在自我深度的概念時，國家有機體論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國民與國家不再是不可分離的有機體，而是變成目的與工具的關系，國家只是實現人民權利的政治性工具。

在從國家有機體論向國家工具論觀念轉型的過程之中，《甲寅》雜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該雜志創辦於1914年春天，不少作者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易白沙等，後來都成為《新青年》的核心。主編章士釗留學英倫，深受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在1915年就指出：“中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為何物，以為國家神聖，理不可瀆。”[14]什麽是國家？章士釗依據英美的思想傳統認為：“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為公益而結為一體，以享其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15]針對清末民初那些國權至上論者不分國家與政府，將政府誤認為是國家的流行意見，章士釗從政治學原理特別區分了國家與政府。所謂國家，乃是統治權之本體；所謂政府，乃是秉承國家之意志，管理政治事務之權力機構。“政府由憲法而生，國家決非由憲法而生。國家者造憲法者也，憲法者非造國家者也。有國家而後有憲法，有憲法而後有政府。國家者乃純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16]

章士釗的國家工具論得到了陳獨秀、高一涵等人的呼應，並在後來的《新青年》《新潮》雜志中繼續得以發揮。留學日本的高一涵是新文化運動中政治哲學造詣最深的學者，他在論述政治思想在近代的三大變遷時，首先分析了國家觀念的變化。在他看來，古代人，比如古希臘羅馬，莫不以國家為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人民權利，皆為國家而犧牲。18世紀的歐洲新國家主義思潮，如費希特、黑格爾、馬志尼、格林等人，也以國家為最高理想。但是近來政治思想的潮流變了，“確認國家無自身之目的，惟以人類之目的為目的”。[17]這個人類，不再是抽象的群體，而是具體的個人，是啟蒙學者們特別強調的一個個“小己”。高一涵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