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第4/10頁）

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25]

這位五四運動的總指揮、學生愛國運動的領袖，竟然認為國家只是虛幻的偶像，只相信人類和自我？按照愛國主義的一般常理來說，是多麽的不可思議。這不是傅斯年的個人看法，這段話後來被周作人在演講中引用，並在當時廣為流傳。[26]五四運動固然是愛國運動，但又不是簡單的愛國運動，其背後有更宏大的理想召喚著五四的熱血青年。這一理想不是別的，正是當時最流行的世界主義。

五四時期之所以國家主義衰落而世界主義擡頭，乃是與“歐戰”對中國的刺激有關。自嚴復引進歐洲的進化論，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了進化論為中心的新的世界觀，相信西方之所以比中國強，是因為中國的物質實力不如西洋人。於是康有為在晚清提倡“物質救國論”，認為中國文明偏於道德哲學，最缺物質之學，“以中國之地位，為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27]在晚清，除了國家主義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國，二者合起來便是楊度所提倡的“金鐵主義”：對內工商立國，對外軍事立國，富民強國的“金鐵主義”。[28]然而，“歐戰”的爆發與慘烈，讓中國知識分子從物質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這兩個夢幻中驚醒。“歐戰”之後，梁啟超遊歷歐洲，發現過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廢墟，他感慨地說：“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29]在西方文明之中，物質主義與國家主義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帝國主義的強權正是建立在船堅炮利的國家實力基礎之上。中國公學的教師所編輯的《新群》雜志，其發刊詞中檢討將人類和中國引向歧路的謬誤學說，罪魁禍首便是國家主義，它引用杜威博士的話說，國家主義只是歐洲對付宗教戰爭一時的政策，卻被誤認為人類公共生活的原理原則，“所以釀出了這次歐洲大戰爭的慘劇”。雜志大聲呼籲要“破除國界”，“不該依口學舌的提倡國家主義”。[30]

在列強競爭的險惡環境之中，中國自不能不講國家主義，但國家主義卻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有可能病變為帝國主義，也會傷害自身。國民黨內的一流理論家朱執信在《建設》雜志上撰寫《國家主義之發生及其變態》，討論中國究竟要不要提倡國家主義，他的結論是：國家主義對於個人主義有優越性，但只能作為手段，不能作為永久的生活標準，因為“國家主義有時為病的發達，則不特無益於國，抑且有害於人類社會”。國家主義雖為吾人必需，卻不是吾人之絕對主張。比國家主義更重要的生活形式，乃是“近日為人所認之‘全人類社會’”，即世界主義。[31]

然而，在“歐戰”剛剛結束、列強虎視眈眈的1910年代，拋棄國家主義，專講世界主義是否顯得過於浪漫天真？在世界主義大潮洶湧而來的五四時期，有不少知識分子提出這樣的疑惑。梁啟超承認：“我們須知世界大同為期尚早，國家一時斷不能消滅。”但他一改晚清“世界的國家”的主張，試圖將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結合起來，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這種新的國家主義與以往的民族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不同：

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托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32]

世界主義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意味著世界大同的理想，與傳統儒家的天下觀有著一脈相承之處，我們下面將詳細分析，相較於天下主義，世界主義只是獲得了一種互助進化論的現代形式而已。當晚清梁啟超提倡“世界的國家”的時候，雖然受到“公羊三世說”的影響，他仍然將世界大同視為人類未來的最高境界，但他認為“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未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33]世界主義，妙則妙矣，卻不適合適者生存的當今世界，因而需要“世界的國家”。楊度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將“金鐵主義”同樣視為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34]當“歐戰”暴露出“世界的國家主義”虛妄的時候，深受儒家世界大同思想浸潤的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從“世界的國家主義”走向了“世界主義的國家”。“世界”與“世界主義”，雖然字面相似卻意義不同，所謂的“世界”乃是一個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而所謂的“世界主義”則是一個天下大同、人類互助的價值理想。“世界”是物理性的、去價值的、去倫理的，而“世界主義”是人文性的，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取向和正義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