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 個人、地方與天下認同（第2/17頁）

在傳統儒學內部，晚明的陽明學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其意義不下於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歐洲近代的個人自由觀念即源於此。陽明學雖然還是在儒學的天理框架之內，但距離近代的個人解放只是一步之遙：心即理，打開了用個人的良知自由解釋天理的通道。陽明之後的王心齋和李卓吾，一個高揚精神性的、積極進取的自我中心主義，另一個肯定物欲性的自然人性，陽明學的這兩大思想傳統，為近代以後“個人”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源。

中國古代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還有佛教和道家，自有其關於個人的理念。關於佛教，余英時引述陳寅恪的觀點，指出：“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佛教是‘無父無君’之教。既然‘無父’，則家庭或家族便無意義；既是‘無君’，則國家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那麽剩下來的便是只有一個個的個人了。所以佛教影響所及，打破了中國的各層的群體觀念，而突出了個體。”[10]佛教的個人理念對宋明理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陽明學，此處不贅。值得重點討論的是道家，特別是楊朱學。儒家的個人觀，本質上是一種君子觀，是傳統人格的理想境界，雖然在古代中國的德性倫理中占據核心價值，但只在少數士大夫精英階層有實踐意義，在一般平民階層之中，流行的倒是道家的自由觀和楊朱的個人主義。

老莊所追求的，是個人與自然融合無間的審美境界。個人不為形物所累，充分發揮自己的靈性，便是自由的實現。不過，這種審美的精神自由，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另一部分，道家給一般百姓所留下的，倒是那種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個人自由傳統。的確，傳統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無所規範、無拘無束，是一種江湖俠客的自由。俠客精神很能體現一般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這與西方近代那種法治下的自由相距何止千裏，難怪孫中山一直抱怨中國人過於自由，放蕩不羈，以至於一盤散沙。[11]

影響一般中國百姓的，除了道家的自由，還有楊朱式的個人主義。在戰國時期，有一批士人為苟全性命於亂世，遂成為山中隱士，他們有一套人生哲學，此乃楊朱之學。楊朱之學與墨學一樣，都是當年的顯學，風頭似在儒學之上，故孟子有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2]楊朱針對墨子的兼愛之說，主張“陽生貴己”，[13]拔一毛利天下，亦不為之。這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的個人主義。早期的楊朱之學，是一種精神性的個人主義，輕物重生，不以物累形。其所強調的“生”，乃是精神型的生命存在，而非形體，這與道家頗為接近。到了魏晉時代，楊朱之學從“輕物重生”蛻變為極端的縱欲主義和享樂主義。《列子傳》中的《楊朱篇》，認為亂世之時，人生無常，最要緊的是保全性命，享樂人生。“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發展至此，對一般中國人影響甚大的楊朱之學遂完全定型。楊朱式的個人主義，是一種不損人的唯我主義，自我的保全、個人的利益最為重要。蔡元培說，楊朱是一種“不侵人之唯我論”，“凡利己主義，不免損人，而彼等所持，則利己而並不侵人，為純粹之無為論”。[14]究其實質，乃是一種不幹涉主義，人人自愛，個個自治，不幹涉他人，也不施愛眾生，天下就太平了。同時，它又是一種感官與欲望滿足的現世快樂主義。《楊朱篇》中說，有耳朵聽不到美樂，有眼睛無法享受美色，有鼻子不能聞到花香，有話說卻不能直言，身體想舒適卻不得安逸，意願想為所欲為卻不能放肆，這些都是人生的大缺憾。

在上述中國古代儒家、道家和楊朱三種與個人有關的歷史傳統中，儒家是積極進取的兼善主義者，道家和楊朱是消極無為的個人無治主義者。儒家作為被建制化了的主流意識形態，為社會提供了個人理想的核心價值，具有理念上的正當性，影響最大。當儒家發展到晚明的陽明之學，從天理和禮教中開拓出個人良知和自然人性的新意境，便走到了近代的邊緣，晚清個人的出現，思想上所續的即是晚明的前緣。道家的個人自由無拘無束，超脫一切規範，成為從士大夫到老百姓對人生的另一種向往，到晚清轉化為“沖擊網羅”的個人解放訴求，在五四則發展為無政府主義的浪漫思潮。而以物欲享樂為先的楊朱式個人主義，除了在戰國、魏晉和晚明這幾個亂世之外，皆無法在社會上具有正當性，但作為一股潛伏的暗流，一旦儒家正統思想崩盤，便會迅速在現實中蔓延，成為日常生活的主流意識形態。

近代的個人解放，自晚明起源，中經二百年沉寂到晚清又重起波瀾，開始沖決羅網。晚清個人觀念的出現，有兩條主要的思想脈絡：一條是康有為、譚嗣同所代表的仁學世界觀下的個人，另一條是梁啟超、嚴復所代表的民族國家譜系下的個人。前者以“仁”為標志，個人具有與天溝通的道德自主性；後者以“公德”為核心，是具有獨立人格和個人權利的新國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