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儒家的治國方案

儒家文化作為古老的軸心文明之一，到了21世紀，它的心靈智慧已經為各家各派所公認。那麽，儒家是否還有其政治智慧？更確切地說，在以民主為歸向的當下政治實踐當中，儒家的政治智慧是否還有其現代的意義？以往思想界的一般看法，是認為儒家在當代世界的價值，主要是心性修養，其政治價值，已經失去了意義。即使是20世紀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認為儒家有治道而無政道，新儒家的使命之一乃在於解決老內聖（心性之學）如何與新外王（民主政治）接軌的問題。[1]

然而，在新一代儒學知識分子推動下的儒學復興大潮之中，思想風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早是蔣慶，在心性儒學之外，發掘出以公羊學傳統為主脈的政治儒學，並積極為之鼓吹激蕩。近年政治儒學被正式命名為儒家（儒教）憲政，並且被不少學者和儒者所接受，廣為論證和傳播。一時間，儒家憲政的思潮成為顯學，有發展為儒家憲政主義的趨勢。

作為兩千年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儒家有其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政治智慧是否可以用儒家憲政命名？即使可以接受這一命名，那又是一種什麽樣的憲政？其給古代的中國政治帶來什麽樣的制度性後果？儒家憲政在現代政治生活當中是否可欲？

一、新儒家思潮的浮現與內部分野

儒家文化在古代之所以成為中華帝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乃是其實現了全方位的制度化。陳寅恪先生有言：“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2]從國家的政治法律、科舉取士，到民間的風俗、儀式乃至宗法家族內部的倫理教化，儒家無不成為制度化的核心價值。

儒家文化到清末民初走向衰落乃至解體，實與“去制度化”有關。這一“去制度化”的過程，有三個重要的關節點：第一是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儒家本來不似西方的基督教有自己獨立的宗教組織，其憑借的是對教育的壟斷，以國家的科舉取士制度獲得傳播，形成以師統為核心的網絡系統。一旦科舉廢除，各地學堂和新興學校不再將四書五經作為必修課程，儒家便失去了其所賴以存在的師統建制。第二是1911年終結持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民國政制趨向西化，儒家學說不再是國家的核心價值，與法律政治制度脫鉤。第三是民初以還社會流動加速，傳統的宗法家族制度逐漸式微，儒家的社會基礎蕩然無存。在三重巨變之中，儒家文化逐漸與教育、政治和社會的基本建制分離，成為失去了軀體的孤魂和無所依附、四處飄蕩的幽靈。

余英時先生指出，傳統儒學的生命力在於通過制度化來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當制度化的儒學死亡之後，其已成為一個遊魂。這個遊魂即使發展出一套可以與西學抗衡的道德哲學，也無法再借屍還魂，[3]“儒家通過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國人的生活秩序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有志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這一方面枉拋心力”。在余先生看來，儒家的現代出路在於日常人生化，避開建制而致力於精神價值的重建，放棄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在修身、齊家層次發揮重要作用。[4]

余先生的斷言是否有理姑且不論，事實上，縱觀整個20世紀，幾代新儒家的努力，的確基本是在修身、齊家層面，而對於治國、平天下，貢獻甚微。儒家的修、齊、治、平，既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同時由於各代儒家分別突出其中的不同面向，呈現出政治儒學（西漢的董仲舒）、心性儒學（宋代的朱熹）和社會儒學（明代的王陽明）等多種取向。進入20世紀之後，儒學開始衰落。政治儒學在經歷了戊戌變法最後一次回光返照之後，最終失去了與制度的血脈相連，沉寂良久。社會儒學在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推動下，幾度掙紮，又幾度復興，試圖為中國的社會重建奠定儒學的倫理基礎，最終歸於沉寂。反而是心性儒學，經過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兩代新儒家的努力，終於蔚呈大觀，修得成果，成為20世紀儒學的主流。

新儒家的心性之學，所面臨的是現代性過程中的意義缺失、認同迷惘和道德危機的問題。為重建中國人的心靈秩序，新儒家們沉潛往復，窮究義理，建立了宏大的形而上宇宙結構和道德世界，在哲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仍是學院派儒學再三嚼咀、反復玩味的思想傳統。然而，心性儒學依然是義理層面的學說，在當今的學院高墻之內，義理蛻變為學理，越來越缺乏現實的生命力，更與制度的重建相隔。自然，新儒家並非僅僅注重於內聖，從牟宗三到徐復觀，念念在茲的是老內聖如何開出新外王，如何從儒學的道德主體“自我坎陷”，發展出制度性的知性主體，建立起現代的民主政道。牟宗三先生說：在傳統中國的政治之中，只有君臣如何治理天下的治道，而無客觀化的制度政道，因此“為君難，為相亦難，相夾逼於上下兩端中，直不能維持其政治上之獨立性與客觀性。因上之君、下之民但不能客觀化故也。吾每感此而興無涯之悲痛，遂發願深思而求其故”。[5]新儒家注重的固然是“意義世界的缺失”，但這種“制度性焦慮”常常糾結於心頭，百思而難以求解。牟宗三能夠做的，只是為這一客觀化的知性主體奠造形而上的道德源頭，但對於重建制度本身的思考甚少。徐復觀對政治與學術懷有同樣的興趣，然而也沒有在理論上貢獻一二。個中緣由除了他們本身是哲學家、思想史家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與他們身居一隅，處於時代的邊緣有關。誠如余英時所說，整個20世紀的儒學一直處於走下坡路的狀態，沒有擺脫困境，[6]新儒家不得不退而結網，補修義理，制度重建的工作只能期待後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