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 個人、地方與天下認同（第4/17頁）
即便是《新青年》的個人主義，個中也非鐵板一塊。周昌龍通過對三個最著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的研究，發現胡適、周作人和魯迅，分別從理智、情感和意志的不同層面，詮釋了三種不同的《新青年》個人主義典範。胡適的個人主義，以易蔔生主義為號召，以養成心智成熟、獨立思考、充分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的個人為目標；周作人的個人主義，受到西方心理學家藹理斯（Havelock Ellis）的影響，調解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使人生免於靈肉糾纏而歸於藝術，從而獲得自然人的自信與尊嚴。魯迅的個人主義，繼承晚清章太炎“自性的個人”的傳統，以尼采的超人為榜樣，發揮個人的精神意志與創造力，以期養成精神界的摩羅戰士。[21]這三種個人主義，其思想源頭一方面來自西方，另一方面，與前述的朱子學、陽明學和道家的個人思想觀念有著血脈上的承繼關系：胡適理智型的個人主義繼承的是朱熹具有知識主義傾向的為己之學；周作人情感型的個人主義得源於道家的審美自由與藝術人生；而魯迅的意志型個人主義部分來自意志自主、天命自造的陽明學，部分與魏晉時代嵇康式的抗議傳統密切相關。
除了上述胡適、周作人、魯迅之外，在五四時期，同樣有重大影響的，還有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22]盡管其各自的理論預設和角度不同，但它們有兩個共通之處，即個性主義與功利主義。
如前所述，儒家宋明理學中的個人觀念，實質上是一種人格主義，到了五四，傳統的人格主義經過來自歐洲的康德與約翰·密爾思想的刺激，慢慢發酵為“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23]的個性主義。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將這種個人主義表述為“盡性主義”：
國民樹立的根本義，在發展個性。《中庸》裏頭有句話說得最好：“唯天下至誠唯能盡其性”。我們就借來起一個名叫做“盡性主義”。這盡性主義，是要把各人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24]
梁啟超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充滿了陽明心學的色彩。五四思想家繼承了儒家的思想傳統，他們所強調的個人，不是英美式的“權利的個人”，而是“個性的個人”和“人格的個人”，特別注重自我的解放和個性的自由發展。除了陽明學的傳統之外，從晚清到五四傳入中國的英國的約翰·密爾、德國的康德和美國的杜威學說之中的個性發展理論也對知識分子們影響巨大。胡適在談到五四的個人主義的時候，直截了當地將它表述為個性主義（inpiduality）。他說，這種個性主義，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則：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25]這兩個原則便是個性主義與人格主義。西方“權利的個人”背後有自然法思想傳統，自然法保證了人人擁有平等的自然權利。中國思想傳統缺乏自然法的資源，但陽明學以來的良知說強調個人良知與天理同一，人心中的良知是判斷天下是非的唯一標準。良知是個人的，是超越外在世界之上的，良知需要富有生機的個性和獨立自主的人格予以保證。張奚若於1930年代回顧五四精神的時候，說五四精神的根本就是“個人解放”，個人是社會的來源、基礎和歸宿，個人是其生命的主人，是宇宙的中心。個人主義縱然有很多缺陷和流弊，“但以個人的良心為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準卻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點”。[26]
與傳統的“人格主義”相比較，五四的“個性之發展”已經不限於“為己之學”和道德自主，其個性的內涵不僅包含德性，更重要的是意志自主。統一的天理不復存在，公共善也已瓦解，傅斯年直截了當地說：“‘善’是從‘個性’發出來的。沒有‘個性’就沒有了‘善’。我們固然不能說，從‘個性’發出來的都是‘善’，但是離開‘個性’，‘善’、‘惡’都不可說了。”[27]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無論這天性是理性的、德性的，還是審美的、自然的或者唯意志的）設計自我，發展個性，一切取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
與個性主義同時發酵的，還有功利主義。什麽是五四知識分子所理解的功利主義？《新潮》雜志有一篇題為《物質文明》的文章，這樣解釋：
功利主義者，謂趨樂避苦，為人生終極之目的。事無所謂善惡，趨大樂，避大苦者，謂之是，謂之善，否則謂之非，謂之惡。第此所謂苦樂，不以個人苦樂為計算，而以世界人類苦樂為計算；不以現在苦樂為計算，而以現在與將來之苦樂為計算，此功利主義之要旨也。[28]
清末之際，功利主義代替過去儒家的德性人生觀，開始成為顯學。梁啟超在1905年說：“夫功利主義，在今日蔚成大觀，昌之為一學說，學者非惟不羞稱，且以為名高矣。”[29]到五四時期，功利主義發展為一新的人生觀，在啟蒙知識分子之中已經非常普遍。功利主義在當時也被翻譯為樂利主義，更能體現功利主義之中快樂主義與功利主義兩大內涵。1902年梁啟超介紹功利主義的泰鬥邊沁的學說，在談到譯名時說：“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為快樂派，或譯為功利派，或譯為利用派，西方原義則利益之義也。吾今隱括本派之梗概，定為今名。”[30]高一涵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樂利主義與人生》的文章，他依據邊沁的學說，詳細闡述了樂利主義的兩大基礎：一是快樂主義，人生的歸宿是去苦享樂，謀得幸福；二是功利主義，所謂的善是可衡量的，是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