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家富強背後的進化論（第3/13頁）

二、力本論中的競爭與強權

進化論進入中國，乃是一場顛覆性的思想革命。20世紀之初，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說：

自達爾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學為根據，創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說，其影響延及於世間一切之社會，一切之事業，舉人世間所有事，無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16]

進化論的核心是生存競爭說，它改變了中國人對宇宙和歷史的整體想象，使得重構社會秩序與心靈秩序成為迫不及待的現實。在從中世紀向近代的轉型過程之中，歐洲的思想家們是以人性論為基點論證新的社會秩序，而在近代中國，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則是通過自然和歷史的進化過程，來推導新的民族國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秩序。那麽，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社會秩序呢？

進化論所提供的是一種力本論的宇宙觀，它與儒家以德為本的宇宙觀截然不同。在中國思想傳統中，力的位置一直是缺席的。在原始社會，為了獲取食物，與大自然奮鬥，力作為一種感性的生命力量，尚有其一席之地。然而，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在西周和儒家的思想中很早便出現了德的概念，德成為從宇宙秩序到社會秩序乃至心靈秩序的核心，世界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因為它是有德的，宇宙的德性與人間的德性相通，構成了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思想的內核。以德為中心的世界是一個禮的世界，它與中國歷史上的天下意識一致。只要天下不亡，這個世界就依然以華夏的禮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則來安排宇宙、社會和人心秩序。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天下在西方的船堅炮利沖擊下轟然倒塌，以華夏為中心的禮的世界徹底崩潰了。嚴復介紹進中國的斯賓塞的歷史進化論，為力在中國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進化論的信徒，翻譯《斯賓塞全集》，首譯斯氏的《論進境之理》。進化論以牛頓的力學世界觀為基礎，將力看成是萬物變化的源泉，也是社會進化的動力。嚴復講“鼓民力”，在他這裏，力的含義還比較狹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體力層面。力本論最有影響的傳播者是梁啟超，在梁那裏，力的內涵要寬廣得多，有“心力”、“膽力”和“體力”三種，涵蓋了知性、意志和體力三個層面，[17]之所以如此，乃是在1898年的時候，梁啟超的宇宙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說動》一文中，他將力視作宇宙的本原，認為整個宇宙充滿了一種宇宙力。力是萬物的動力，是世界的源泉，世界之所以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其淵源就在於這種無所不包的動力。[18]梁啟超的本意並不在真的對自然的宇宙秩序感興趣，他的關懷點僅僅在於：當德的世界崩潰之後，中國人應如何適應這個為“物競天擇”所主宰的世界？既然宇宙秩序與社會秩序、人心秩序相通，那麽，當宇宙將力作為自身的發展動力時，社會秩序和人心秩序也應當如此。人的“心力”、“膽力”和“體力”，作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成為了人們世界觀的核心。在進化論狂飆的推動之下，加上梁啟超的鼓蕩，一股力的宇宙旋風在晚清平地而起。中國人的世界觀從有機的倫理世界轉變為機械的物理世界，物理的力代替倫理的德，牢牢占據了宇宙與社會的主宰位置。

在這個力的物理世界之中，世界的主體不再是精神與倫理，而是物質和實力，不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1860年開始的自強運動開創了富國強兵的先聲，戊戌變法之後，到處都倡導工商富國、軍國民教育。1905年，康有為周遊西方列國之後，發表《物質救國論》，大發感嘆：未出國門之前，以為西方致強之本，在哲學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歐美十二個國家轉了一圈，發現中國數十年的變法皆為“誤行”。歐美的道德風氣不如印度、中國，歐洲之所以強，乃是有物質之學：

歐洲百年來最著之效，則有國民學、物質學二者，中國數年來亦知發明國民之義矣，但以一國之強弱論焉。以中國之地位，為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人擅長形而上者，而拙於形而下者，“以吾遍遊歐美十余國，深觀細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為救國至急之方者，則惟在物質一事而已”。[19]中國文化的主流傳統儒、道、佛諸家皆重精神，輕視物質。及至晚清，在西方物質力量壓迫之下，唯心論被顛覆，唯物論大興。文化傳統的支流墨家與法家中的功利主義浮出水面，與外來的“物質之學”融合，形成物質主義狂潮。在晚清流行甚廣的，莫過於楊度鼓吹的“金鐵主義”，金代表經濟（富民），鐵代表軍事（強國），對內實行“富民”和“工商”的立國政策，對外執行“強國”和“軍事”的立國方針。[20]“金鐵主義”的結果是金錢與鐵血壓倒一切，即杜亞泉所說的“物質勢力”囂張。代表精神勢力的士大夫階級日益衰落，而原來被排斥的邊緣階級商人與武人集團在“金鐵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逐漸占據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