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家富強背後的進化論

19世紀中葉以後，富強一直是中國人追逐的夢想。如何實現富強？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傳入中國，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便主宰了中國人的靈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清末民初許多知識分子信奉的富強之路，同時也成為他們新的人生信念。杜亞泉在民國初年如此評說：“生存競爭之學說，輸入吾國以後，其流行速於置郵傳命，十余年來，社會事物之變遷，幾無一不受此學說之影響。”[1]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所至，產生了一個崇尚物質、崇拜強權的力的秩序，它顛覆了傳統中國溫情脈脈的禮的秩序，代之以殘酷無情的優勝劣汰、強權主宰、贏者通吃。這一以競爭為動力的富強之路，最後究竟是造就了民國，還是毀了共和？本章將通過清末民初思想觀念與社會秩序的互動研究，總結那段深刻的歷史教訓，以重新思考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一、從禮的秩序到力的秩序

清朝末年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三千年大變局”。自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出現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禮崩樂壞。原本維持中國數千年的是儒家的綱常名教，統治者以仁政治理天下，士大夫精英以德性教化百姓，而民眾各安其位，與世無爭，維持了一個普天之下的禮治秩序。然而，到了晚清末年，天下的禮治秩序受到內憂外患的沖擊，大亂陣腳。在外國列強的壓迫之下，一個新的秩序觀念產生了，那就是以國家為核心的力的秩序。

新秩序的建立有一個從舊秩序中蛻變的過程。1860年開始的自強運動，設想的是傳統的綱常名教不變，只引進西方的富強之術，這是張之洞所謂的“中體西用”之路。然而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引發了激進的制度變法和觀念啟蒙，其背後的理論綱領正是從達爾文到斯賓塞的歷史進化論。進化論是對社會秩序的一次顛覆性革命，從此禮的秩序失去了正當性基礎，逐漸為一種更富競爭力的力的秩序所取代。如果說，力的秩序在晚清還僅僅是觀念形態的話，到民國建立之後，禮教秩序隨著王權的崩塌全面解體，力的秩序大行其道，杜亞泉在1916年的《東方雜志》中寫道：

今日之社會，幾純然為物質的勢力，精神界中，殆無勢力之可言。……其彌漫於吾社會之間者，物質之勢力也。物質之種類甚多，而其代表之者則為金錢，今日之獨占勢力於吾社會者，金錢而已矣。[2]

杜亞泉這裏所說的物質勢力，相對於精神而言，當作廣義解讀。在天下的禮治秩序之中，物質之力並不具有道德的正當性，秩序的正當性源頭來自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當清末民初中國由天下轉化為國家之後，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卻失去了道德與精神的正當性源頭，各種物質勢力猖獗——軍事勢力、金錢勢力、政客勢力……它們爭相競爭，有力便是一切，優勝劣敗，強者生存。1895—1915年，短短20年間，禮的秩序迅速解體，代之以一種新的力的秩序。力的秩序的形成，雖則發端於1895年之後歷史進化論的引進，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自強運動之中，富強之力便悄悄地鑲嵌入傳統的禮治秩序，內化為舊秩序的一部分。以力為軸心的富強追求，並非純粹由進化論帶來的舶來品，而是中國思想傳統在歷史大變局中自身調整、不同趨勢內在消長的結果。也就是說，在西方的進化論進入中國之前，儒家的主流價值已經發生了一個從經世到富強、從義理到時勢的變化。

在古代中國，作為帝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文化一直將對德性的追求作為人生和政治的最基本價值。在儒家民本主義價值觀的主導下，民生問題的重要性一直處在國家富強之上。及至晚清，風氣大變，國富壓倒民生，功利壓倒道義，自洋務運動之後這成為一股不可遏制的風氣和潮流。一般而言，在古代諸子百家之中，對政治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漢武帝之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儒家獲得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但法家對於政治的影響並未消失。相對於儒家的道德政治和民生政治，法家走的是功利主義的現實路線，從商鞅到韓非子，先秦的法家無不重視富國強兵，追求統一天下的霸業。而儒家在其自身歷史發展和演化之中，也不斷吸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資源，成為一個具有多元價值趨向的思想傳統。在儒家思想內部，除了修身之外，還有經世的另一面。[3]修身思想來自孔孟開始到宋明理學被發揚光大的道德政治傳統，而經世思想則從先秦的荀子發端，中經西漢的賈誼到宋代的王安石、陳亮、葉適的功利主義儒家傳統。特別是宋以後，外患嚴重，國力衰落，儒家內部的功利主義經世傳統重新崛起，與朱熹的正宗理學形成了抗衡，從宋代的王安石、陳亮、葉適，到明代的張居正、顧炎武、黃宗羲，皆反對空談心性義理，注重實學和經世致用。功利主義儒家，特別是王安石、張居正雖然也注重富國強兵，但與法家不同，國家富強本身只是實現天下之治的手段，其本身不具有內在價值，義理最後還是要落實在民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