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國家富強背後的進化論（第2/13頁）

在晚清日趨嚴峻的內憂外患逼迫之下，無論在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內部，儒家的經世思想傳統都強勁崛起。張灝分析過晚清經世致用的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以《大學》為本的致用精神，《大學》的“修齊治平”，從修身出發，最後落實為治國平天下，經世成為修身的最終目標；另一種模式是以制度安排為本位，“這種類型的致用精神是以功利主義為本，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以客觀制度的安排和調整為其達到目的的途徑。這種致用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馮桂芬”。[4]在這裏，值得重視的是後一種經世模式的出現。這種“以功利主義為本，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經世模式後來壓倒了前一種道德政治的經世模式，成為晚清的主流思想。在自強運動之中，曾國藩雖然注意發展洋槍炮，但作為理學家的他，最後目標還是落實在民生。到了更現實主義的李鴻章，其洋務的政策舉措，只剩下法家式的國家富強。李鴻章幕下的馬建忠說得很明確：“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5]在晚清，國家富強逐漸成為中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19世紀中葉洋務派與清流派的爭論，部分與此相關，洋務派追求的是國家富強，而清流派從傳統的民生和道義立場，對此大加批評。不過，執著於財富和國家富強的浮士德式追求一旦從潘多拉盒子裏面被釋放出來，就再也無法收回去了。清流派衰落之後，經世和富強的潮流一浪高過一浪，愛國主義成為最高評價，愛民主義從此鮮有人提。[6]

列奧·施特勞斯在論述西方現代性的三次浪潮時，將第一次浪潮看作是“將道德問題與政治問題還原為技術問題，以及設想自然必須披上作為單純人工制品的文明產物之外衣”。作為現代性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人物，霍布斯用自我保存來理解自然法，用人的權利代替自然法，其結果“乃是對經濟的日益強調”。[7]中國現代性的開端亦是如此。在日益嚴峻的國勢衰落面前，儒家原有的功利主義精神被釋放出來，逐漸從邊緣走向主流，第一步是從德性政治轉變為重視經濟民生的功利主義，第二步便是從重視民生的功利主義發展為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

中國歷史上儒法之間的王道和霸道之爭，其實質就是政治正當性究竟應該以民生為基礎還是以國富為基礎的爭論。當晚清強大的功利主義潮流崛起的時候，儒家的經世精神與法家的富國強兵論產生了奇妙的合流，雖然新的王霸之爭一度以清流和洋務的沖突展開，但並沒有持續多久。相反，在新崛起的維新派思想家的視野之中，國民的權益和國家的富強不僅不相沖突，而且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方法論的集體主義觀之，國民之私利與國家的富強，反而可以“合私為公”，相得益彰。王韜在19世紀中葉就敏銳地覺察到“處今之世，兩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強”。[8]於是，儒家的經世傳統與法家的富國強兵傳統內在結合，產生了不可阻擋的以國家富強為中心的功利主義潮流。雖然自強運動的“中體西用”思想模式將富強阻擊在用的層次，但在日益加深的亡國滅種的危險局勢下，只有富強才能保種保國，乃至最後保教，也是張之洞們所不得不承認的。正如王爾敏所指出的，“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獨成風氣者，尚亦具有統一宗旨與共同趨勢；抑且尚能綜括全貌，可以一言以蔽之，則所謂足以綱紀一代思潮而構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實為富強思想。”[9]富強這一新的綱紀，不待康、梁一代登上歷史舞台，實際在自強運動之中，已經呼之若出了。

除了從經世到富強之外，儒家價值的另外一個變化是從義理到時勢。宋明理學，乃是義理之學，儒家義理，萬世不易，天不變道亦不變。儒家義理，既是王朝正當性的世俗源頭，也是天下士大夫清議的共同價值。然而到了晚清，義理開始被一個新的概念——時勢所取代。當李鴻章脫口而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就意味著順應時勢、及時應變是不可抗拒的大趨勢了。晚清的各種文獻之中，“世變”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流行詞。世道變了，變化的不僅是外部的時勢，而且是歷史的內在之道“運會”。“運會”說來自宋儒邵雍，其基於有秩序之時間變化的觀念，一年之中有年、月、日、時四種數字，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然後配合演衍，表示世、運、會、元之始終，以此說明“世變”並非偶然來由，而是出自天地自然的客觀運轉，人們無法抗拒，只能順應時勢，及時應變。[10]

世道的變化，與時勢有關。根據汪暉的研究，時勢是一個將歷史的斷裂轉換為連續的概念。宋儒以理釋天，將時勢替換為理勢，用來解釋聖王之勢為什麽會轉化，以此在歷史變遷中論證天理的普遍存在，論證三代理想的變遷和發展。[11]不過，在宋明理學之中，時間並沒有成為一個重要的觀念，一直到明清之際，時間意識才真正產生。[12]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將義理置於歷史的變化之中，王船山的“理勢”概念則將理同時視作勢，制度不僅要符合天理，而且也要符合勢，符合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的儒家義理之中，時勢原本是以古代的三代為理想，是現在向古代的回歸，而到明清之際，時勢的內涵則改變了變化的方向，如果說“世運”說還帶有歷史循環論的意味的話，那麽，晚清所復興的“公羊三世說”則突破了歷史循環論，有了向未來的趨勢，康有為認為：“《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13]世不同，道就不同。儒家義理不再是萬古長青、永恒不變的，而是要與世俱進。這就是世道的變化。於是時勢的重要性超過了義理本身。與其鉆研古人的義理，不如了解時勢的變化。王韜說：今日“貴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有可知也”。[14]康有為因此還將孔子本人稱為“聖之時者”，[15]即最了解時勢的聖人。為了挽救時運，一種新的“運會”說——以富強為軸心的歷史進化論，一經嚴復引進中國，便迅速成為滌蕩神州的狂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