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經濟強國。拿破侖當年形容中國是一頭正在熟睡的獅子，一旦醒來，將震撼整個世界。如今，這頭醒獅站起來了。19世紀末以來，強國夢一直伴隨著中國幾代仁人志士，今天終於盼到了夢想成真的時分。然而，何謂強國？是富國強兵的力壯山河，還是以普世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文化征服天下？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霸業，還是文明示範、天下歸仁的王道？

回首近代中國的歷史，伴隨著強國夢的展開，這個問題一直糾纏著致力於變革的中國知識分子。晚清是國家主義狂飆的年代，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導引之下，中國人相信優勝劣敗，相信強權就是公理，相信國家實力就是一切，致力於模仿19世紀西方文明中的國家主義與物質主義。日益彌漫的物質實利主義摧毀了中國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國初年的政治亂局與精神危機。不久後爆發的歐洲世界大戰，成為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中國知識分子在戰爭的廢墟之中意識到國家主義與物質主義是現代文明兩帖可怕的毒藥，於是從生存競爭的迷霧中醒來，產生了五四時代廣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覺，從以力為核心的國家建構轉向了普世價值的新文明探求。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因而也結束了晚清時期的去價值、去道德的實力趨向，重新獲得了普世性的文明基礎和道德正當性。本文將從思想史的角度，重現這段歷史過程：1895—1925年民國創始前後這30年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強國夢是如何從追求富強轉向文明自覺的。

一、文明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緊張

晚清的強國夢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晚清思想家所面對的是一個列強競爭的世界，同時又面臨西方文明征服了東方的現實。他們在追求國家富強的時候，又將成為西方那樣的文明國家作為自己的目標。那麽，在功利的國家富強與普世的文明價值之間，如何處理這二者的關系？何者處於優先性的地位？

史華慈在嚴復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發現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的氣質，即贊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部的充分表現，以及由此必然要帶來的人類整個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韋伯意義上）”，另一個是“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政治的理想主義這後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些詞語來代表。這一部分涉及人們在宏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結構中關系的實質，涉及促進實現這些社會——倫理目標的結構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思想，在近幾個世紀裏，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導向了這樣的社會——倫理目標，並被卷進了涉及這些不同目標之間互相沖突的關系中”。[1]史華慈的這段話，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第一個目標，乃是以富強為中心。所謂富強，不僅意味著器物的現代化，也包括國民精神的提升，並且旨在實現韋伯意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這種合理化指的是對市場和國家機器按照現代工具理性的原則，使之更合理、更有效率，讓現代資本主義的兩大軸心——成本核算的會計簿算制度和科層管理制度成為普遍的社會運作方式。這種以富強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價值，只是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反烏托邦的技術性世俗變革。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晚清新政，都屬於這種類型。與此相區別的是史華慈所說的第二種目標，它尋求的不僅是物質、技術意義上的富強，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價值目標和烏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這些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富強是世俗的訴求，而文明是內涵倫理、道德的價值理想。富強與文明這兩種不同的目標，同時成為晚清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對象，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晚清知識分子內在的思想緊張。

近年來關於嚴復和梁啟超的研究發現，嚴復和梁啟超，均有兩個不同的形象。一個是謀求國家富強的嚴復、梁啟超，另一個是追尋文明價值的嚴復、梁啟超。前者顯然是一個尋求民族特殊利益的國家主義者，而後者則是遵循人類普世價值的文明主義者。現在的問題是：對於中國思想家來說，在上述歷史目的論的社會進化圖景之中，終極的目標究竟是文明還是富強，抑或兩個目標可以合二為一？

先來看嚴復。史華慈在論述嚴復時，認為雖然嚴復的思想中有著文明國家的自由、福利等烏托邦理想目標，但對他而言，這些文明國家的目標過於遙遠，當前的急務乃在於中國所缺少的國家富強。[2]不過，近年來對嚴復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追求國家富強的時候，在嚴復看來，文明的目標也並非可有可無，相反，在世界競爭的大勢之下，究竟什麽樣的國家適合生存，物競天擇，“天”之選擇是有內在價值目標的，其選擇的標準不是超道德的強者邏輯，而是有著明確的文明標準。只有那些處於文明階段比較高層次，具有自由、平等價值的文明國家，才是國際競爭的最終出線者。對於嚴復而言，國家富強固然是當務所急，但文明的價值目標具有同等的意義，中國不僅要變為像西方那樣的富強國家，而且同時要成為像西方那樣的文明國家。文明是普世性的價值，是新的天道和公理。[3]在富強與文明之間，嚴復更看重的是文明，文明是富強之源，而非僅僅力。他心目中的文明，乃是民德、民智和民力的提升，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文明。[4]當文明與排外發生沖突的時候，嚴復將文明作為最高的法則：“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