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第4/11頁）

楊度是很聰明的，當他觀察到西方國家內外政策的矛盾性之後，采取了一種二元論的策略。在他看來，文明與否是善惡的問題，強權與否是優劣的問題。為了與諸文明強國對抗，他提出了文明與野蠻（強權）的雙重對策：

中國今日所遇之國為文明國，中國今日所處之世界為野蠻之世界。……中國所遇者為文明國，則不文明不足與彼對立，中國所居者為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17]

楊度的策略可謂“以善治善，以惡攻惡”，對內建文明，對外求強權。以文明與文明對抗，以強權同強權對抗。事實上，楊度的邏輯也是梁啟超的邏輯，文明主義的梁啟超與強權主義的梁啟超是一體二元，最後都統一在以文明抗文明、以強權抗強權的民族國家建構之中。

不過，文明主義與強權主義在晚清並非同樣被倚重，顯然是向力的一方傾斜。楊度的最後方案是“金鐵主義”，以國家勢力應對瓜分危機。晚清的亡國壓力實在太重了，文明建設日久天長，遠水救不了近火，國家富強成為壓倒一切、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於是，追求西方式的強權，比學習西方的文明更能吸引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趣。陳獨秀提倡意志頑狠、體魄強健的“獸性主義”，他認為歐洲之所以殖民事業遍布全球，日本之所以稱霸亞洲，乃是有獸性也。[18]這個“獸性”就是對強大的權力意志的追求。當他們承認這個世界就是由強者統治的時候，文明便只是一個工具性的存在。追求國家的富強，雖然取決於發揮人的創造性潛力，取決於民智、民德和民力，而且智德的意義要超過力的意義，然而作為文明內核的智慧與德性，其內在價值至少在國家危亡的現階段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作為實現國家富強的國民能力：智力與德力。關於這一點，梁啟超說得非常清楚：

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19]

世界主義是一種普世的文明理想，是公理、正義和智德主持的烏托邦，而國家主義，變成了一個被掏空了文明內核的民族生存之道，缺乏內在價值的力與富強的追求。清末民初的中國，猶如歐洲歷史上的重商主義時代，暫時擱置對文明的價值追求，試圖以金鐵與國家的聯盟，打造一個富強的近代民族國家。

這種與文明脫序的富強之路，究竟能走多遠呢？

二、國本與國性問題的提出

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這一秩序又以政治混亂和軍事強權為代價。民初的政治出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新的共和制度出現了，卻缺乏制度所賴以存在的憲政；表面的憲法有了，卻無法轉換為行之有效的憲政實踐。共和制度背後所缺失的，是制度實踐所必須擁有的公共文化，是共和制度之魂——文明精神。

大約從1914年起，章士釗主辦的《甲寅》雜志首領風氣，開始討論“國本”（或“政本”）問題。所謂“國本”，即國家賴以存在之本，即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原則、義理和規範。“國本”討論的開拓，改變了清末民初只是從權力的來源（人民主權論）或統治的效益（國家富強論）論證政治的正當性的問題，轉而正本清源，從政治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和基本規範入手，重新建立國家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在《甲寅》雜志諸篇討論“國本”（或“政本”）的文章中，論述最清晰、分量最重的，要數張東蓀的《制治根本論》。他首先檢討了民初議會民主制度的失敗原因，指出“吾國政治上變化雖多，皆屬表面，察其根本，按其精神，固仍為清之政治，未嘗稍變”。[20]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皆從道德本體論而來，張東蓀以及後來的陳獨秀等五四啟蒙思想家都相信，精神決定政治，民主政治的失敗，要從政治背後的文化和倫理源頭尋找根源。這就是“國本”問題的來由。

當力與金錢成為全民追逐的膜拜物之後，這個社會必定是無宗教、無道德的，利害代替了善惡，功利取代了是非。杜亞泉曾經分析過，共和建立之後，一般國民對共和原理並無理解：

就大多數國民之心理觀之，則共和政體之發生，仍依據於事實，而非根本於原理。蓋事實問題者，以厲害為標準；原理問題者，依是非而判別。而吾國民對於共和政體之觀念，乃歆於事實上之所謂利，非動於原理上之所謂是也。……我國民之推翻專制創立共和者，固欲於事實上維持國家之勢力，非欲於原理上主張天賦之人權。[21]

共和有共和的原理，其乃共和的立國之本，但中國的共和革命以國家的富強為目的，國人多以利害衡量共和的利弊，一旦共和發生危機，國人覺得威權政體更適合維持國家利益，便會轉而擁護開明專制。民國後來的歷史果然證實了杜亞泉的擔憂。民國之後，國民得到了共和，卻失去了“國是”。所謂國是，“即全國之人，皆以為是者之謂”，即一個共同體得以維系的核心價值。作為核心價值的“國是”，清議也好，輿論也好，皆本於“國是”，“雖有智者，不能以為非也，雖有強者，不敢以為非也”。在杜亞泉看來，“我國之有國是，乃經無數先民之經營締造而成，此實先民精神上之產物，為吾國文化之結晶體”。[22]杜亞泉這裏所指的，是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文明與道德。辛亥革命之後，兩千年的王權秩序崩潰了，儒家的文明秩序也隨之解體，而新的共和秩序卻遲遲不得確立。於是在民國初年，發生了“國是”的空缺，無論道德之善惡，還是倫理之是非，都變得模糊與曖昧。於是發生了杜亞泉所說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這種迷亂，首先表現在精神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