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第3/11頁)

雖然梁啟超缺乏福澤諭吉那樣的整體思維,但從他那些在不同時間與空間、針對不同問題所發表的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言論來看,梁啟超一定會同意福澤諭吉的看法。不過,晚清知識分子對東西方列強所強加的國恥的感受要遠遠超過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因此梁啟超的文明論更多地建立在力本論的基礎之上,以強權主義的邏輯論證文明的演化。梁啟超按照加藤弘之的說法,將強權分為兩種:一種是“大而猛者”,另一種是“溫而良者”。人類發展的歷史,不僅是從野蠻到文明的進化,也是強權的內在演化。在野蠻時代,所謂的強者憑借的是體力;到半開化時代,體力與智力互相較量;而進化到文明時代,所謂強者即智者,是智力之強也。加藤弘之原來的觀點是:隨著人類社會演進到文明階段,強權會從“大而猛者”,進化為“溫而良者”,從“粗暴而猛惡”進化為“高尚而優大”。[11]然而,梁啟超悄悄作了一個常人未曾注意的修改。強權作為天演之公例,究竟是運用“大而猛者”,還是“溫而良者”,不是看在野蠻社會還是文明社會,而是看交手者之間的強弱對比。若強弱懸殊,強者對弱者施用的必然是“大而猛者”。到以智力勝的文明社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貴族與平民、男子與女子之間的智力漸趨平等,於是前者對後者的統治,“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12]為什麽梁啟超在復述加藤弘之思想的時候,會作這樣一個頗富“創造性”的改動?為什麽即使到了文明社會,強權也不一定是“溫而良者”,依然有可能在強弱懸殊之間,出現野蠻社會才有的“大而猛者”?個中秘密顯然與晚清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切身感受密切相關。

傳統中國所遭遇的外敵,都是在文明層次上比中國低得多的遊牧民族,每一次亡國的同時,又是“天下”的勝利,以中原文明征服外來的蠻夷。但晚清所碰到的西方,卻是一個比中國文明還要優越的文明,文明碰撞的結果是,中國雖未曾亡國,卻已經亡了“天下”,禮之秩序搖搖欲墜。然而,晚清中國所感受的西方,又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是具有先進的器物、民主的制度和文明的精神的西洋國家;另一個是咄咄逼人、野蠻侵略、火燒圓明園的外來列強。比中國文明優越的西方,為何文明與野蠻兼於一身?中國士大夫對此一直迷惑不解。楊度是晚清觀察力最敏銳的思想家之一,他在《金鐵主義說》中揭開了這一秘密。今日西方各國無論是政治組織,還是教育之周詳、實業之發達,皆高於中國,稱其為文明國不為過也。然而,以為這些文明國集合成世界會造就一個文明世界,乃大謬也。楊度尖銳地指出:

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今世各國對於內皆是文明,對於外皆野蠻,對於內惟理是言,對於外惟力是視。故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何以見之?則即其國內法、國際法之區別而可以見之。[13]

楊度的觀察不可謂不深刻,遠在晚清一般士大夫之上。近代的西方有兩張面孔:對內是洛克主義,講究自由平等;對外是霍布斯主義,奉行的是弱肉強食,這早已是秘而不宣的公開秘密。西方近代文明來自古希臘羅馬與基督教傳統。這兩個傳統都具有文明與野蠻的雙重性格。古希臘傳統的古典民主、羅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傳統,都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羅馬帝國的擴張霸業到近代以後也得以繼承,西方列強試圖以文明的名義在全世界締造各自的殖民帝國,大行擴張之道。基督教傳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另一個源頭。基督教特別是改革後的新教為近代文明提供了宗教意義上的自由(因信得義的個人自由)和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它們後來都轉型為世俗形態的自然權利和法律平等。與此同時基督教的普世理想和聖戰精神,又為西方列強以殖民的方式在全球擴張自身利益賦予了文明的正當性。西方有兩張面孔:啟蒙與戰爭、和平與擴張、文明與強權。這兩張面孔如影隨形,當它來到中國的時候,用強權(的方式)推銷文明,以文明(的名義)實施強權。真正的西方是復雜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二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為目的和手段。西方列強以帝國擴張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以帝國的資源積累民族的財富,借助帝國的光榮激發民族的驕傲和自信,同時又把文明作為帝國的基礎而使帝國獲得正當性。[14]

當晚清知識分子遭遇西方這個用文明推銷強權、以文明實施強權的帝國的時候,的確面臨著矛盾的困境。傳統主義者因為其強權,索性連文明也拒之門外;而西化主義者由於其文明,會將強權也視為理所當然。梁啟超就承認:“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由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15]梁啟超的這一視文明統治野蠻為正當的思想,來自福澤諭吉。福氏在《文明論概略》中說:“從總的情況看來,不能不說日本的文明落後於西洋。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後,那末,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16]文明論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引進西方的文明精神奠定了理由,也埋下了日後以文明的名義侵略落後國家的種子。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與擴張性的國家主義和大亞洲主義之間有互相糾纏的復雜關系。中國是擁有東亞和世界最先進文明的國家之一,歷史上數度為蠻夷統治,最後又反過來在文明上馴服蠻夷。然而晚清之後遭遇比中國更先進的西方文明之後,便碰到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是文明優先還是國家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