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第2/11頁）

比較起嚴復，梁啟超要復雜得多。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由於受到加藤弘之等人的影響，有著明顯的強權主義傾向，[6]他認為在一個帝國主義強權橫行的世界裏面，空談公理無助於事，關鍵是尚力，用強權對抗強權。同樣是接受進化論，嚴復用進化論建構理想的世界秩序，注重的是“進化”的進步意義，即惡的不斷消退與善的不斷積累和擴展，強和優不僅是指物質和軍事的富強（“力”），也是“智”和“德”的競爭。而梁啟超則將進化論理解為力的競爭，進化的世界就是一個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世界。他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之中，有一段令世人震驚的話：

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7]

強權即公理，這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非常殘酷的判斷。在梁啟超看來，只有在理想的平等世界之中，才有公理可言，誰擁有了公理，誰就擁有了權力。而在現實的不平等世界之中，沒有公理，只有強權，強權即公理。那麽，如何在世界上實現平等呢？除了強權之外，還需要文明的進化。比較起加藤弘之，日本的文明論代表者福澤諭吉對梁啟超的影響還更大一些。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將西方的文明分為內外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與“內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類似富強，從器物衣食到政令法律，而內在的文明則是一種無形的精神，是人民的風氣。他認為：“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謀求一國的文明，應該先攻其難而後取其易。”外在的文明不過是技術性的制度合理化和器物革新，從歷史實踐來看不難獲得，社會阻力也不大。而作為公共風氣的文明精神，由於涉及價值觀和倫理觀，最難謀取，但它恰恰代表了文明的核心。文明主要不是體現在物質的富強，而是體現在精神的進步。福澤諭吉接受了基佐的文明論觀點，將文明看作“人類智德的進步”。人類社會正是從野蠻社會發展到半開化社會，最後進步到文明社會的。而在現階段，西洋代表了最先進的文明，日本唯有脫亞入歐，才能跨入文明國家的行列。[8]梁啟超受此影響，將從野蠻到半開化到文明之人類歷史發展三階段，視作“進化之公理”，與嚴復一樣，他認為中國要在世界上圖存救亡，最重要的是要像西方那樣成為一個文明國家。而國強，則取決於開民智，“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為定斷”，“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也無法成為文明國家。[9]為了在競爭的世界裏面圖生存，固然需要強權，但強權之外還有公理，只有順應人類公理，實現文明國家，才能真正實現國家之富強。

一個是相信實力就是一切，強權就是一切，國家富強就是一切的梁啟超；另一個是將文明視為最高的進化目標，國家富強取決於民德、民智、民力的進步，強權之上有公理的梁啟超。哪一個梁啟超更真實？類似這種矛盾，在福澤諭吉身上也有過。在福澤諭吉看來，理念的西洋和現實的西洋有所不同，現實的西洋是野蠻的、侵略性的，而理念的西洋是文明的、先進的。為了對抗現實的西洋，就要學習理念的西洋。人類的歷史是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歷史，理念的西洋代表了文明的最高階段。福澤諭吉又認為：在現階段，國家的獨立是目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不過他特別強調，國家獨立只是現階段的目標，是歷史發展中的第一步，獨立並不是文明的終極目的，從人類整體歷史演化來看，“文明是宏大無比，人間萬事莫不以此為目的”。[10]在福澤諭吉的思想之中，既體現了國家主義與文明主義的緊張關系，又試圖以歷史辯證法的方式加以克服：國家主義與文明主義，二者互相滲透，互為手段與目的。一方面，在日本的現代化過程之中，國家的富強與獨立是實現文明的第一步和必要前提，沒有獨立就談不上文明，在這個意義上，引進西方文明不過是實現富強與獨立的手段；另一方面，手段同時制約了目的與方向：可取的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國家主義，而是以文明為內在價值追求的國家主義。福澤諭吉並不是文化多元主義者，他不相信現代化可以有多種模式，他的野蠻——半開化——文明的人類發展一元論圖式令他堅信，日本通過富強與獨立最後要實現的，正是理念的西洋，那個人類共同的普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