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編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第3/12頁）

當革命派將目光寄托於奪權，將國家的最高權力從君主手中奪過來，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時候，梁啟超的目標不在於權力，而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權威。早在1898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討論正統時，就認為：“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眾非在一人也。”他注意到，西方立憲之國，統在憲法。國家共同體的正當性是由法統（憲法）賦予的。[9]相對於民主，梁啟超特別重視以憲政為核心的法治。在中國的古典思想之中，“所謂法者，純屬‘自然法則’的意義”[10]，來自自然和天道的客觀法則，成為各個朝代成文法的超越性源頭。近代以還，當這些自然法則消解，人開始自我立法之後，憲法便替代自然法則，成為政治共同體的最高法則。梁啟超指出，中國法系雖然是世界四大法系之一，但最遺憾的是，“則關於國家組織之憲法，未能成立也。……苟無此物，則終不足於進於法治國。何也？此為根本法，無之則一切法無所附麗，無所保障也”。[11]他很早便注意到西方的現代政治，不僅是民主政治，而且是法治政治。同時也注意到在中國法家特別是先秦的管子思想之中，有豐富的法治主義歷史資源，早期的法家人物管子，與後來的申不害、韓非的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不同，將法視為超越於人間秩序的自然法則，無論是民眾還是君王，皆不得逾越。管子的法治主義與近代的法治思想甚為接近。[12]不過，管子的法治主義離先古三代不遠，是三代的“天下之法”理想的體現。管子之後，法治（rule of law）主義便逐步蛻變為以君主意志為核心的法制（rule by law）主義，經過與儒家的禮治融合，雖然中國有成熟的法律體系，但與近代的法治國不可同義。梁啟超特別注意到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原法思想。[13]黃宗羲激烈批評了歷代統治者以“非法之法”亂國亂世，對法治主義的“天下之法”與法制主義的“一家之法”作了明確區分。他指出，三代之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三代公天下而法因以疏，後世私天下而法因以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黃宗羲在對三代以下以法治國的法制主義作了尖銳批評之後，並沒有回到儒家的人治主義立場，他重新提出了管子開始的法治主義理想，希望以三代之法重新確立天下秩序之軌：“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14]從管子到黃宗羲，梁啟超從古代中國思想中清理出法治主義的歷史傳統，將它們與西方的法治精神內在結合，形成了以立憲為核心的法治國思想。他指出：“今日之立憲之國，便是法治國。法治者，國家治理之極軌也。舍法不得為治。”[15]無論是在清末，還是在民初，梁啟超為首的立憲派與民主共和派最重要的區別，乃是相比於權力的來源，更重視權力是否受到立憲的限制，相比於國體問題，更重視政體問題。梁啟超一生多變，但變中有其不變，這便是對立憲的堅持。從理念層面來說，梁啟超和孫中山都有不易的政治理想，一個是立憲，另一個是民主。不過，他們又是政治家，有現實感，懂得權變，當理想在現實中無法直接實現時，都不約而同地想借用開明專制的階梯，只是梁啟超寄托的對象是清廷，而孫中山要實行的是革命黨人的軍政和訓政。開明專制的夢魘從晚清到民初，一直驅之不散，因此才有後來的梁啟超寄希望於袁世凱和國民黨效法蘇俄的黨治。

二、一場由新政誘發的革命

清末的形勢究竟朝共和還是朝君憲發展，並非為革命黨和立憲派左右，而是最終取決於統治者的意志。1901年之後，清廷選擇的是新政。辛亥前十年，新政搞得轟轟烈烈，社會方方面面都發生巨變。新政是一種改革，但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誘導劑。改革如果迅速徹底，新政將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廢，那麽將誘發革命。因為新政是現代化的大變遷，是前所未有的資源再分配過程。不僅社會資源，而且政治資源，都在新政之中面臨著重新布局和再分配。各種力量在新政中迅速崛起——從袁世凱的北洋實力派到各省的地方紳士，還有民間的激進勢力——到1907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後，形成了一個參與爆炸的熱烈局面。參與爆炸最容易引發革命，在這個時候需要迅速建立一個能夠容納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導各種力量到議會裏面去和平競爭，憲政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池子，一個消弭革命的安全閥。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同樣動亂四起，民權運動、武士叛亂、地方民變風起雲湧，明治領導人通過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將各種政治勢力導入國會，及時穩定了局面。明治憲法雖然實現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憲政，卻有效地避免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