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編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第2/12頁）
共和與立憲的論戰，是一場民主與憲政之爭。民主與憲政，雖然在理論上並不沖突，但一個與權力有關，另一個與權威有關。民主所提供的只是具體的統治（某個朝廷或政府）之權力的正當，即統治之權力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權，其統治的效績是否符合被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而立憲提供的是整個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的、長時段的正當性問題，即什麽樣的共同體組成原則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願接受的，合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意志的。公共權力的權威，要看其是否符合共同體成員公認的“法”，在過去這個公認的“法”，是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則轉換為政治共同體的根本大法——憲法。
中國古代政治權威的來源是雙重的：天道和民意。天道是權威的終極的、超越的源頭，但在現實世界之中，天道又只能經過民意體現，民意與天意內在相通。到了近代，這雙重一體化的政治權威發生了變化，也產生了分離：天道之權威轉變為公理和公意，由此形成了憲法的權威；民意之權威轉變為權力的來源，現代的政治權力必須來自人民的認可和授權，由此形成了民主。在古代中國，天道和民意是不可分離的，但到近代轉換為憲政和民主之後，二者發生了歷史的分離。這一分離，按照阿倫特的理解，本來是現代政治的內在之義，即權威與權力的二元化：政治權威來自憲法——國家的根本大法，政治權力來自民主——人民的授權。
到了晚清，由於權力、權威一體化的君主專制發生了危機，權力與權威也由此發生分離，於是當需要變革政治秩序的時候，革命派與立憲派所抓住的，分別是權力與權威的兩端。革命與改良大論戰表面爭的是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其背後的實質卻是政治秩序的正當性究竟以何為基礎：是權力的來源，還是立憲的權威？
革命派相信，只要用民主推翻專制，就將會出現一個完美無缺的共和國。《江蘇》雜志一篇文章熱烈地憧憬說：“吾國實有由專制而變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新國家既立人皆平等，更無人敢出而獨攬大權，二十世紀中，必現出一完美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耳。”[2]在晚清，革命派迷戀共和，崇拜民主，他們雖然不反對立憲，但堅信只要共和了，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憲政大可緩行一步。孫中山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革命論，乃是這一思路的結果，革命成功之後，由於槍杆子和政權掌握在革命黨手裏，由革命黨代表人民實行軍法、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可以推遲到第三期實行。[3]陳天華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4]。陳天華這裏說的“開明專制”，與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同義，由革命黨獨攬大權。只要政權握在人民的代表革命黨人手中，便可走向民主的理想烏托邦社會。由此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之所以對內閣權力的重視超過對立憲的重視，孫中山在宋教仁案之後不訴諸法治，而是直接發動二次革命，有其自晚清以來的依賴路徑：不相信立憲與憲政，迷戀對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不管通過體制內的議會民主制還是體制外的革命方式。
相比於革命派，立憲派對由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制度充滿了憂慮，他們不是反對共和，而是擔心缺乏憲政的共和制度會以人民的名義執行新的專制。梁啟超引用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話說：“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古代羅馬和近代法國的歷史表明，革命之後，社會紛亂，非一強大之主權，則不能恢復秩序。於是民主專制政體應運而生。其起始於一非常之豪傑，假軍隊之力，攬一國之實權。亂世之中，國民厭自由如腐鼠，渴望篡權者統一天下，萬眾視線，集彼於一身。在民主專制之下，有憲法，不過一空文耳，有議會，只是拌食之工具也。然而，復辟了的專制，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別無他途。於是國運處於不斷的治亂循環之中，萬劫不復。[5]梁任公的這番危言，最早發表於1903年，兩年後與革命派論戰時，他又強調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對手們，從汪精衛到胡漢民，對革命充滿了膜拜之情，對共和前景也是滿腦子的烏托邦想象，如何聽得進一個熟讀中外歷史的智者之言。果然，民國之後的變局，讓梁啟超十年前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在晚清思想界和青年知識分子那裏，革命已經成為風靡一時的時代狂飆，無名小卒鄒容的《革命軍》甫一問世，便洛陽紙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6]革命如此波濤洶湧，作為立憲派思想領袖的梁啟超，也不敢完全站在其對立面，他巧妙地接過革命的旗幟，將立憲稱為一場政治革命，以此與革命派的種族革命對抗。他說：“政治革命，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皆是專制的對立面，皆為政治革命。[7]梁任公思路很清楚：專制與非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有無君主，是否民主，而是有無憲法，是否實行憲政。[8]在革命派看來，專制的敵人是共和，只要通過革命實現民主，專制就會一去不復返。但梁啟超從法國革命史中發現，民主也同樣會造就民粹專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立憲，不管權力在君主還是人民手中，只要權力之上有憲法，按照憲政制衡權力，就可以避免專制復辟，更重要的，乃是為政治秩序建立一個新的權威——立憲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