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種國家認同：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重建民族國家共同體，如何使這一共同體既是一個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體，又是一個有著獨特文化認同的民族共同體。進一步而言，這一民族國家究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還是歷史文化共同體？與此相關的是：公民們對之認同的基礎是什麽？是政治法律制度，抑或公共的政治文化，還是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文化、語言或道德宗教？作為現代中國人，如何構成一個“我們”？——是政治的“我們”，還是文化的“我們”？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這兩種認同各自有何合理性與內在限制？有沒有可能超越這一緊張性？

顯然，這些都是當代民族國家認同中相當復雜的問題。本章將通過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兩個典範性的個案——張佛泉和張君勱，將他們的思想放在啟蒙的背景裏面，重點研究他們在學理上是通過什麽樣的方式建立公共認同、建構民族國家共同體；他們是如何處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那些在自由主義看來互相對立的價值；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是如何以晚清梁啟超的混沌思想開端，在歷史文化語境的刺激下，逐漸分化為張佛泉所體現的具有共和主義取向的政治愛國主義和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帶有社群主義色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政治認同和社群主義的文化認同這兩種民族國家認同觀，又具有什麽樣的意義和內在限制。

一、“去民族性”的民族主義

談到中國自由主義者所信奉的共和愛國主義，為什麽代表人物是張佛泉，而不是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胡適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者，他雖然熱愛祖國，但對民族主義一直懷有警惕和保持距離。胡適的愛國主義可以稱為“自責的愛國主義”。1935年，他在給陶希聖的信中說道：“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1]那麽，什麽是他心目中狹義的民族主義和理想的民族主義呢？胡適說：“民族主義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2]排外和擁護國粹，正是胡適所不屑的狹義的民族主義。在他看來，民族主義真正的使命，也是“最高又最艱難的”任務，乃是建立一個西方式“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3]中國的自由主義有其理想的民族主義——建立現代、文明的民族國家，但這一民族國家如何建立，如何實現公民認同，不管是胡適，還是其他的自由主義者，都語焉不詳，他們似乎都不屑在學理上有所闡明，更談不上一套自由主義的民族國家理論了。

然而，1930年代的中國，由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恰恰又是民族主義運動最高漲的年代。誰占據了民族主義的制高點，誰就占據了民族的制高點。自由主義由於其普世主義的文明取向和個人主義的獨立本位，與民族主義在基本預設上有許多不和諧之處，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特別是作為共和愛國主義，無論在學理還是歷史層面，都並非那樣沖突，反而有結合為自由民族主義的可能性。[4]當胡適等一班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學理上普遍缺席的時候，一位未滿30歲的年輕學者站了出來，彌補了這一缺憾。他就是張佛泉。

即使對於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專家來說，張佛泉可能也未必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在這裏，有必要先簡單地介紹一下其生平。張佛泉（1907—1994），河北寶坻人，高中畢業後保送到燕京大學讀書。畢業以後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拜著名的觀念史研究大家阿瑟·洛夫喬伊（Arthur O.Lovejoy）教授為師，打下了紮實的西方思想研究功底。回國後先在天津《大公報》擔任編輯，後由胡適推薦，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副教授，深得胡適欣賞。1930年代張佛泉在《國聞周報》和《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化政治時評（據不完全統計，有近40篇之多），參與了民主與獨裁、中國本位文化等多次重要論戰，可謂是胡適派自由主義群體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的時評與眾不同，常常從理論層面，引經據典地討論概念，層層分析，比一般的評論更富學理，論證清晰，多有睿見。令他聲譽卓著的，是到台灣以後於1954年發表的《自由與人權》一書，該書以西方思想史為背景，系統梳理和分析了兩種不同的自由：一種是不可轉讓的、可列數的政治法律意義上的權利，即人權；另一種是缺乏公共標準的內心自由。張佛泉對自由的這一重要區分，與以賽亞·伯林著名的兩種自由論（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有異曲同工之妙，且早了好幾年。《自由與人權》在台灣被公認為中國自由主義理論的經典文獻，這方面的研究至今無出其右。可以說，張佛泉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有理論涵養和學理深度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