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

傳統中國是一個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帝國，雖然在血統上以漢族為主流，但帝國的國家認同卻是超越種族的文化中心主義：不管是東夷、南蠻，還是西戎、北狄，只要承認中華文明的文化正統，承認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天下秩序，就可以被納入中華文明帝國的朝貢體系。甚至當蠻夷入侵中原，建立起異族統治政權，只要新的統治權力承認儒家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念，就能夠獲得統治的正當性。古羅馬帝國是以法律征服世界，為羅馬帝國暴力所征服的各民族，只要接受以羅馬法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就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風俗和文化；而傳統的中華帝國並非以法，而是以文明為統治基礎的帝國。在儒家的身——家——國——天下的認同系列之中，身（自我）、家（血緣宗法家族）和天下（以仁義為核心價值的道德秩序）是最重要的。梁漱溟指出：“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1]所謂被輕忽者，就是國家（王朝）。王朝國家缺乏現代的主權，沒有現代的疆域、國民意識，但有所謂的正溯和非正溯之分：區別是否正溯、是否正統的核心標準，並非是法律和政治的標準，乃是天下主義的文化理想，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梁漱溟將之看作是一種“超國家主義”：“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保國與保天下之間，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2]

傳統的天下共同體到晚清在西方的沖擊下逐漸發生了瓦解。這一瓦解的過程最初是從政治層面的天下解體開始。自從魏源以後，因對世界地理和國際格局有所了解，中國士大夫便逐漸了解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的荒誕性。帝國的朝貢體系崩潰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被迫納入到新的等級性的現代國家主權體系之中。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誕生了，這就是以全球競爭為背景的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

20世紀是自由主義高奏凱歌的世紀，也是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世紀。民族主義無論在世界上，還是在中國，都是一種頗有爭議的意識形態，它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可能與自由主義相結合，像在美國和法國革命中那樣，賦予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也有可能與各種專制的威權主義或反西方的保守主義相聯系，成為其政治合法性的借口。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不是一個要與不要的問題，關鍵在於如何將之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相結合。

一、民族國家的兩種共同體

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樣，都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現代性不僅體現為一整套價值觀念，而且也涉及人類社會制度的組織方式：建構一個什麽樣的共同體，以什麽作為共同體的公共認同和聯系紐帶等。在現代社會以前，歐洲中世紀建立的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體，而在中國則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天下共同體都是一種擁有終極價值和精神正當性的文化秩序，其現實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是各種各樣的王朝共同體。除此之外，家庭、宗法、莊園、地域等次級結構的共同體形成了人類的社會生活。宗教（或文化）——王朝——封建莊園（或宗法家庭），這一從精神秩序到政治秩序再到社會秩序的共同體系列，將中世紀的人們有效地組織到公共生活之中。其中，最高形式的宗教（或文化）共同體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與超越性的神意或天意相通，提供了普世性的平等尺度以及各種次級共同體的合法性淵源。那是一個神聖的年代，無論這種神聖性是以外在超越的上帝，還是以內在超越的宇宙/人心一體的方式表現，中世紀共同體的意義所指向的，並非是世俗的人的生活，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聖境界。正是對這樣的神聖理想秩序的追求，構成了宗教（或天下）共同體的公共認同。

在歐洲，當以上帝為核心的神學宇宙觀瓦解、基督教共同體被顛覆之後，現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個新的共同體，這就是現代的民族國家。現代性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除神魅。當傳統的基督教共同體和儒家的天下共同體轟然解體之後，各種各樣的王朝共同體和封建莊園或宗法家族共同體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指出：

對上帝的信仰崩潰之後，出現了多元化的世界觀，從而逐漸消除了政治統治的宗教基礎。這種世俗化的國家必須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語境，過去的臣民在這個語境下會變成政治意義上的積極公民。民族歸屬感促使已往彼此生疏的人們團結一致。因此，民族國家的成就在於：它同時解決了這樣兩個問題：即在一個新的合法化形態的基礎上，提供了一種更加抽象的新的社會一體化形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