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第2/15頁）

當人們告別神聖時代，進入祛魅的時代，他們需要一個新的共同體想象，世俗國家、世俗社會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於是，民族主義誕生了，民族國家替代傳統的宗教、天下、王朝共同體，成為現代世界最普遍、最有效的共同體架構。[4]

民族主義並不是啟蒙的對立面，其本身是啟蒙的產物，啟蒙思想的核心是通過肯定人的自主的理性能力，建立人的主體性。世界的主體從超越的上帝或天意，回到了人自身。這樣，作為人類共同體的合法性也就不再來自外在的超越之物，而只能從人自身的理性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去尋找。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則是個人的自主性原則在群體範圍的擴大和應用。

現代的民族國家包含著兩種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也就是在民族的範圍內組織政治的國家。這一政治國家，按照啟蒙的個人自主性理想，不再是君主專制的王朝國家，而應該是以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主共和國。作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民族提供了共同體的獨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體的政治內容。正如蓋爾納所指出的，民族國家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是主權國家為適應工業社會的同質性和規範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構的，在西方現代性脈絡中，民族主義是與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當性原則。[5]

民族國家認同回應的是兩個不同的認同，一個是作為政治國家的普遍的公民資格，另一個是每個人所身處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歸屬問題。人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啟蒙思想將人抽象為一個理性的主體，自由主義將人確認為權利的主體，這些雖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無法涵蓋人性的全部。假如我們將啟蒙理解為理性主義的話，那麽民族主義不僅是啟蒙的產物，同時它又是反啟蒙的，與浪漫主義傳統有關。按照德國浪漫主義的看法，人總是具體的、歷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載體。歷史和現實中的人不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總是與一定的族群和歷史文化背景相聯系，他必須獲得一種文化和族群的歸屬感，必須生活在某種文化的共同體之中，否則無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觀念。

哈貝馬斯認為：民族國家是解決現代社會一體化的方案。公民國家需要民族國家作為其共同體的形式，如果自主的公民們缺乏民族的框架，共和政體就會缺少活力。民族使得國民們有了歸屬感，有了自己的歷史文化共同體。[6]這就是說，民主憲政只能解決政治共同體的制度問題，這種政治共同體（國家）若要從普遍主義轉向特殊主義，就必須與特定的語言、歷史、文化共同體（民族）相結合，成為具有一體化的、擁有明確歸屬感的現代民族國家。在人性深處，從古以來就有一種對根源感的追求，對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歸屬感。民主憲政作為一種形式化的法律體制，自身無法提供文化上的歸屬感，所以一定要借助民族的想象。哪怕像美國這樣沒有民族傳統的國家，也要創造一種公民宗教，將自己想象為一個政治民族。民族國家不僅是利益的共同體，而且是情感的共同體。這就不僅需要民主的國家制度，而且需要民族的文化形式。共同善不僅有普世化的共和政治內容，也有特殊化的民族文化內容。在法國大革命中，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結合，創造了一個公民共同體；在美國革命中，自由主義與共和社群結合，建立了新的政治民族社群。因此，在現代性的開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

二、晚清的民族主義建構

了解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一般關系之後，現在回過頭來討論中國。傳統中國是儒家的天下共同體，按照張灝的說法，傳統的天下觀有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哲學層面，支配中國人世界秩序觀的，是天下大同的烏托邦理想；第二個是政治層面，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國為地理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7]天下共同體既是一個現實世界的有教化與蠻夷之分的等級共同體，又代表了儒家天下歸仁的道德理想之追求。它上通天意，下達人心，是中國人理解世界的核心所在。天下是一種普世化的文化秩序，沒有族群、疆域和主權的明確界限。比天下次一級的共同體則是王朝共同體，正如列文森所說：天下代表了一種文化價值，而王朝代表著政治秩序。[8]但這不意味著在傳統中國，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像歐洲那樣是二元或分離的，恰恰相反，王朝為私，天下為公，王朝的正當性來源於天下的道德理想。普世性的天下文化秩序高於一家一姓的王朝政治秩序。朝代可以更替，但國之根本——天下歸仁的文化理想卻不容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