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第4/15頁）

雖然梁啟超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都有明確的政治取向，但它們比較典型地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兩個路向：族群民族主義和國民——國家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的基本脈絡，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一直延續到民國。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族群色彩，基本是對外來壓迫的反應性抵抗。所謂的外來壓迫，在晚清主要針對清朝異族統治，1920年代受到蘇俄革命的影響，則針對帝國主義列強。孫中山有一個基本的看法，認為“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13]因而他在談到民族主義的時候，更多地是注意其自然屬性：歷史上共同的血統、宗教、語言和文化習慣。我們分析1924年孫中山所作的“三民主義”系列演講，可以發現，他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基本是分離的，以族群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是對外的，為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一種卡爾·施米特式的區分敵我的民族共同體；而以民主為訴求的民權主義，則是內向的，乃是一種團結國民政治意志的民主共同體。民族與民權，民族共同體與民主共同體，二者之間缺乏內在的邏輯關聯和實踐結合。[14]孫中山的這種族群民族主義，在中國自由知識界，基本沒有什麽影響，也沒有形成重要的思潮。但它為黨派型知識分子所繼承，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理念，都以反抗帝國主義為號召，帶有強烈的族群色彩。關於這一路向的民族主義，更多屬於政治史的研究範疇，作為思想史的研究，這裏暫不討論。

在晚清思想家中，對民族主義作出最完整思考的是梁啟超。梁啟超面對的是競爭性的世界，他提倡的是政治民族主義，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天下轉到國家？如何從奴隸轉到國民？對他而言，中國的民族特性不言而喻，問題在於如何轉向一個西方那樣的普世化國家。晚清的梁啟超不是要尋找民族的獨特性和本原性，而是要使中國融入世界，讓中國在全球競爭中成為一個普世性的國家。

晚清時期的梁啟超，是民族主義思潮最重要的鼓吹者，他所代表的是另一種國民——國家民族主義。其思想主要來自日本的明治維新。據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明治精神之中含有強烈的國家主義精神。“所謂國家精神，就是強調個人與國家一體化的傾向”，“這種把國家的問題當作自己的事情，即自己與國家的一體化傾向，以及對於圍繞著國家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熱情和關心，形成了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態度”。[15]受到明治精神的影響，國民與國家，成為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中兩個互動的，甚至可以互相置換的核心概念。國民主義與國家主義，雖然都是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組成部分，但在各個時期，他的著重點是不同的。簡單地說，在《新民說》時期更側重國民主義，後《新民說》時期轉向了國家主義。本來，這二者雖然都是nationalism的題中之義，但由於各自的重心不同，便具有內在緊張性。不過，在梁啟超的意識中，二者不僅沒有緊張，反而像經常被混雜使用一樣，它們也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未曾分化。這是晚清到五四的中國早期思想家所擁有的共同特征：西學對於它們而言是一個混沌的整體，各種在西方語境中相互沖突的思潮，引進中國之後便被整合為一個和諧的意識形態。今天已經分化了的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社群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內洽地交織、滲透在一起，因而也成為民國以後各種民族主義思潮的共同思想源頭。

由於受到德國思想家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的強烈影響，梁啟超將國民與國家看作互為表裏的同一性對象，這樣就有可能從其理論中得出兩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一個是引入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從而強調國民的自主性；另一個是側重國家的自在目的，從而成為黑格爾式的國家至上論。梁啟超在《新民說》前期走的是第一條路，他將盧梭與伯倫知理結合起來，從國民的自主性出發鑄造中國的民族主義。1903年梁啟超訪美以後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國民民族主義不再是盧梭式的民主共同體，而是德國式的以國民忠誠為前提的威權共同體。這樣，原先以國民信仰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必須改變其認同方式，尋求國家權威背後的民族文化精神靈魂。1912年梁啟超發表《國性篇》，提出著名的國性論，認為國有國性，就像人有人性一樣。國性是抽象的，但可以通過國語（民族本土語言）、國教（民族道德宗教）和國俗（民族文化習俗）表現出來。[16]這表明，梁啟超開始從原來的國民民族主義轉向文化民族主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