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第3/15頁）

傳統的天下共同體到晚清在西方的沖擊下逐漸發生了瓦解。這一瓦解的過程最初是從政治層面的天下解體開始的。自從魏源以後，中國士大夫對世界地理和國際格局有所了解，逐漸了解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的荒誕性。帝國的朝貢體系崩潰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被迫納入新的等級性的現代國家主權體系之中。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誕生了，這就是以全球競爭為背景的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

民族主義理論的經典作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現代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是為了適應世俗社會的現代性發展而人為建構的產物。[9]沈松僑通過對清末民初黃帝神話、民族英雄譜系和國民敘事的系列研究表明：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通過對歷史文化的重構性想象而建立起來的，由此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民族想象模式：一是以章太炎、孫中山等革命派知識分子為代表，以黃帝符號為中心，輔之以嶽飛等反抗異族的民族英雄，建構一個反滿的種族民族主義；二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反對以族群界限為依據，用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家”聲威的張騫、班超、鄭和等人建構民族英雄的譜系，試圖建立一個國家民族主義；三是反對黃帝紀年、主張孔子紀年的康有為，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德文化秩序，從普世性的天下理想，改造為民族特定的文化符合系統，從而建立一個儒教民族主義。[10]無論是種族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還是儒教民族主義，這三套關於中華民族的近代敘事，在晚清到民初都有一段重新想象和建構的歷史。不過，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的民族主義畢竟與美國或一些部落國家不同，在其文化、族群和歷史中畢竟有其“本”，有其深厚的淵源所在。民族主義雖然是一套想象的神話，但在中國的歷史記憶中卻有著豐富的和多元的神話資源。民族主義理論的另一位權威論述者安東尼·史密斯反對安德森的主觀“發明”或“想象”說，強調現代的民族主義不能憑空而來，只能在原有族群傳統的基礎上“重新建構”。他說：

通常只要一個現代國族自認為擁有獨特的族群歷史，所謂“被發明的傳統”，就會暴露出它事實上比較接近於過去歷史的“重新建構”。族群的過去會限制“發明”的揮灑空間。雖然過去可以被我們以各種不同方式“解讀”，但過去畢竟不是任何過去，而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過去，它具有明顯的歷史事件起伏形態、獨特的英雄人物、以及特定的背景網絡。我們絕對不可能任意取用另外一個共同體的過去以建構一個現代國族。[11]

顯然，從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來看，與其說是一種“發明”或“想象”，不如說是“重新建構”，更接近擁有豐富而多元的歷史傳統的中國現實。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中也提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是一個散失與傳承的歷史的復線運動，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擁有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思想資源，一種是排他性的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主義，另一種是包容性的天下價值的文化主義。這兩種關於民族共同體的敘事互相分離，又糾纏在一起。[12]於是，晚清的問題在於：發掘什麽樣的歷史記憶，以何種途徑重新建構民族國家共同體？

在晚清思想界，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孫中山、章太炎所代表的反滿的族群民族主義和梁啟超所代表的以國民為核心的國民——國家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所反對的對象不同：前者是作為內部統治者的滿清皇朝，後者是作為大中華民族（包括了漢滿民族）外部敵人的帝國主義列強。雖然二者有很多分歧和爭論，但從共同體形態上而言，都是政治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在晚清的民族國家建構當中，無論是革命黨，還是立憲派，他們關注的問題中心，與其說是中國作為一個獨特歷史文化語言的民族，不如說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這樣的政治民族主義與民國以後多以文化民族主義形態出現的民族主義很不一樣。為什麽會如此呢？這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有密切關系。在傳統中國的天下共同體當中，有一套內在整合的精神心靈秩序和社會政治秩序，其核心是宋明儒家的“內聖外王”。其中一個是與個人安身立命有關的信仰或意義問題，另一個是由個人修身（內聖）推導出來的社會秩序安排（外王）的問題。按照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規劃，當社會中的君子都以道德的自覺修身養性，並由己而外推，一步步將儒家的仁義原則擴大到家族乃至國家、天下，不僅個人獲得了生命和宇宙的永恒意義，而且也將實現聖人所期望的禮治社會。然而，“內聖外王”到晚清民初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它表現為兩個層面：道德和信仰層面的意義危機和社會政治層面的秩序危機。在1895年以後，首先發生的是政治秩序的危機，由王權為中樞的帝國專制秩序在一系列的國難沖擊下日益腐朽，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但文化認同危機暫時沒有像五四以後那樣嚴重，儒家的終極價值以及作為中國文化之體的地位還在。這樣，當民族主義在晚清開始出現的時候，是以政治的形態表現出來的，更確切地說，民族主義是與民主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角幣的兩面。無論是革命黨還是立憲派，他們所追求的都是一個有著民主政治內涵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就像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一樣。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區別僅僅在於國體：是激進的全民共和還是溫和的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