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種國家認同：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第3/14頁）

邦國主義可以幫助民主在現代國家實現大規模的自治，那麽，如何實現自治呢？張佛泉引用英國政治學家繆爾（Ramsay Muir）的話說，現代國家大規模的自治，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國民對政治須有訓練；二是在自治的社會當中，國民在感情上首先須有真實的結合。所謂“感情上真實的結合”，乃是指形成一種民族精神。“在歐洲或在全世界，唯一能擁有自治成功的國家只是那些有優越的民族精神的國家。”

談到民族精神，聽上去有點像德國的浪漫主義，費希特就是將德國的民族精神解釋為對德國歷史中特有的文化宗教傳統的認同。不過，張佛泉並不贊成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精神。相反，他認為既然民族性與邦國主義有區別，那麽邦國主義的民族精神也應該是“去民族性”的。中國歷史上多的是民族性情感，但並沒有因此形成中國的民族精神和現代民族國家。現代的邦國主義情感，不一定必然包含民族性情感。那只是一種政治的愛國心，或者說公民意識。張佛泉說：“邦國主義唯一的特質是國民願在同一獨立政體下合作的意識與決心。”這種政治的愛國主義，不是對自己祖國無條件、無選擇的認同，而是對特定的理想共同體的認同。這一特定的共同體，就是自由主義心目中以自由民主為內涵的共和政體。

當張佛泉說民族精神不包含民族性，不以民族歷史上特有的文化、語言、宗教這些自然因素為認同對象時，他所說的民族精神實際上就接近盧梭所說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普遍意志是一個純政治性的概念，是通過契約而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公民們所產生的公共政治理性和政治文化。就像當年梁啟超感慨中國人缺乏形成現代國家之“群”所必須的“公德”一樣，張佛泉也認為中國歷史上雖然有豐富的民族性遺產，但並不能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為中國缺乏“那種積極的、有目的的、有意識的、肯定的、堅決的‘普遍意志’，願在一種自治的組織下徹底合作的意志”。而這一政治共同體所必需的普遍意志的形成，一方面有賴於良好的政治制度之建立，另一方面取決於公民意識和公民氣質的養成。事實上，就在張佛泉寫文章探討中國如何形成邦國主義的同時，他在《獨立評論》和《國聞周報》上，也寫了大量的文章，討論中國的政制如何改革、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憲法、民治的“氣質”如何養成等重要議題。在他看來，就像民主政治的自治需要邦國主義來推進一樣，邦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普遍意志也需要憲政的制度性前提。民眾是否能形成普遍的參與熱情、是否具有認同國家共同體的公民意識、這些公民的德性如何，同樣取決於制度是否優良。[7]

繼承了梁啟超國民民族主義傳統的張佛泉，所構想的現代民族國家，事實上也是一個共和主義式的公民宗教共同體：公民們在民主憲政體制之下，通過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在政治基礎上形成公共的民族精神和普遍意志，即對自由和人權這些基本政治價值的共同信仰。張佛泉說：“我們必須將民族主義放在道德基礎上面，使它成為一種人人可以信從的健康的倫理原則。”這一道德基礎就是民族主義與人權運動“這兩者所懸的理想，同是‘自由’，或更確切地說，‘自主’”。自由或自主，便是張佛泉心目中理想邦國的公民宗教，它是邦國主義的道德基礎。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張佛泉的邦國主義背後，雖然有其道德基礎，但這一道德基礎，並非文化意義上的宗教或倫理價值，而只是政治層面上的公共理性或政治美德。這是一種弱的價值預設，一種僅僅限定在政治共識的普遍意志，頗類似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如果說羅爾斯為了回應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不得不將宗教、哲學和道德的價值選擇放逐到私人領域的話，那麽，張佛泉為了與自然主義的族群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劃清界限，確保將民族主義的目標與自由主義的訴求結合起來，也是將文化的價值問題擱置在民族主義問題之外，拒絕任何民族性滲透其中。

不過，民族主義真的可以將文化問題用括號括起來，存而不論嗎？共和愛國主義真的可以與民族的特殊文化價值完全隔絕嗎？其道德基礎真的可以僅僅建立在政治德性基礎之上，與更深層次的宗教或道德價值不相幹嗎？關於這些問題，張佛泉並沒有直接回應，但在1935年開始的中國本位文化大論戰中，他表明了對文化問題的看法。

二、什麽是民族國家的文化本位？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益嚴重的國難，使得各派知識分子都感到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之迫切。統一的民族國家，自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民族精神，而在民族精神背後，是否需要有一個公共的核心文化呢？如果需要，這又是一個什麽樣的核心文化？傳統中國是有核心文化的，那就是儒家文化。然而，晚清廢除科舉，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儒家文化已經日益式微，不但不再是社會建制和政治建制的一部分，而且作為規範倫理和德性倫理，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另一方面，五四運動以後，歐風美雨席卷整個知識界，西風壓倒東風，隨著傳統科舉的廢除和西式學校制度的建立，西方知識逐漸在中國取代傳統的國學，獲得了建制化的壟斷地位，而各種泊來的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借助現代傳媒的傳播網絡，迅速流行於全國，從沿海向內地、從都市向鄉野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