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編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第六章 民國初年的國家建構：權力還是權威？

20世紀中國的大多數歲月，都處在革命的動蕩之中。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自此，國民革命、中共革命、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接踵而至的革命浪潮一波接著一波，直至辛亥後的百年，中國仍然處於制度未決的歷史大轉型過程之中。

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晚清變化最快的時代，為什麽清廷的新政，沒有替代革命，反而成為革命的催化劑？辛亥革命摧毀了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秩序，但為什麽經歷了議會民主制和袁世凱威權兩種政治試驗，皆無法建立穩定的權威秩序？民初的三大政治勢力——國民黨、進步黨和袁世凱之間的權力角逐，究竟有什麽共同之處，讓那代人鑄下了令人扼腕的時代錯誤？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辛亥前後制度轉型中的盲點，以走出百年輪回的歷史悲劇。

一、新國家的未來根基：晚清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歧

革命後的現實之果，皆來自革命前的歷史因緣。為什麽民初無法建立穩定有效的權威秩序？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從晚清追溯其起源。

20世紀初的中國，在政治秩序上，清廷陷入了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權力與權威，按照漢娜·阿倫特的經典性理論，屬於不同的範疇。權力是授予性的、認可性的，而權威則是不證自明的，來自宗教和歷史傳統。羅馬共和政體是權力與權威二元的典範。西塞羅有一句名言：“權力屬於人民，權威屬於元老院。”元老院所代表的權威並非人民授予，而是與羅馬建國列祖們所奠定的宗教與歷史傳統一脈相承。在阿倫特看來，美國的革命和建國繼承了古羅馬的共和精神，其權威既不是來自超越的造物主，也非人民的意志，而是美國殖民地的自治傳統和《獨立宣言》，並以此創建美國的憲法以及與憲法有關的司法制度。權力屬於人民，權威屬於憲政，便成為現代政治的典範。[1]

權力是統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統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權威則是一種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權威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權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價值符號，也可以是一種人格化的象征。自秦始皇之後的中華帝國體制，作為天命在人間的代表，君主合權力與權威於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權力核心，又是帝國與天下秩序的正當性象征。君主秉承天命，其統治不再僅僅借助暴力，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秘色彩，成為帝國秩序的人格化象征。無數次朝代的更替，雖然最高權力一再被顛覆，但中華帝國的權威結構、超越性淵源和人格象征從來不曾被動搖過。

晚清所發生的是李鴻章所驚呼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往的三千年，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清末所發生的，是宇宙觀的大革命，是時勢的大轉變，所要變的，不僅是統治者的權力，而且是一個國家的權威。天經地義的秩序法則在晚清受到了毀滅性的沖擊。超越性的天命、天道、天理已經解魅，被由科學宇宙觀所決定的公理所替代。政治秩序與神秘的超越性源頭斬斷了關系，其正當性法則只能在人世間獲取。西方思潮不斷湧入中國，一步步地對權力/權威一體化的君主專制構成顛覆性的挑戰。在權力層次上，法國和美國革命帶來的民權至上觀念，直接顛覆了君主的專制權力，讓許多激進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現代國家的主權不在於君，而在於民。從20世紀初開始，人民主權思想風起雲湧。在權威層次上，從西方和日本傳來的立憲理念，讓中國人意識到原來君主的權威並非最高，在君主之上還有更高的法則，這就是憲法，任何權力都要在立憲的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這就意味著國家最高權威的轉移，從人治型的君主轉向了法理型的憲政。於是，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臨的危機，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統治危機，而是歷代統治者從未有過的權力和權威的雙重危機，政治權力的來源、國家權威的象征乃至最高秩序法則都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進入20世紀之後，傳統的君主專制已經在人心中失去了正當性，各種力量都在拼命向前拱，希望有一場大變革。革命前夜發生的《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大論戰，革命派與立憲派所爭論的焦點，主要不在於變革的方式是在體制外革命，還是在體制內改良，他們所爭的，是兩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簡單地說，革命派關心的是權力的革命，立憲派在意的是權威的變化。權力與國體有關，即國家的最高權力由誰掌握，是君主，還是人民。革命派相信，只要國體變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國家的權力，由君主制變為共和制，便能帶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權威與政體有關，關心的不是權力在誰手裏，而是權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否通過立憲建立國家的新權威。立憲派更重視的是國家如何統治，是否按照憲政的原則統治，至於共和民主，還是君主立憲，是次要的問題。即使保留了君主的權力，只要有了國會和憲法，國家的權威便會從君主轉移到憲法，建立一個非專制的君主立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