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種國家認同：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第4/14頁）
不過，西方文化並非鐵板一塊，其五花八門的思潮、學說和知識彼此之間充滿了沖突和緊張：理性與浪漫、科學與人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等等。在中國這些對立的思潮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市場和地盤，而且相互之間吵吵嚷嚷，莫衷一是。看起來，似乎這是現代社會的多元文化，然而多元有有序與無序的區別。“有序的多元”乃是有核心文化的多元，各種文化雖然取向不一，但在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和政治觀念上，具有重疊的共識，而且這些共識為國家的憲法和制度所建制化，成為國家的公共倫理文化和政治文化。“無序的多元”，則是“價值諸神”在涉及共同體底線倫理和政治理念問題上，無法獲得最基本的共識，處於文化的戰國時代，面臨雙重的匱乏：既缺乏合法的制度和法律，也缺乏基本的公共文化。
民國建立以後的中國，與政治上的混亂分裂同步，文化上正處於這樣“無序的多元”之中。五四時期是一個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鼎盛的時代，人們對此尚沒有強烈的感覺，反而會為“多元”而歡欣鼓舞，但到1930年代，當國難日益加深，民族建國成為社會的主流聲音以後，文化上的“無序”便成為突出的問題。1935年，王新命等十位南京知識分子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感嘆“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8]便是對中國失去核心文化、處於文化無序狀態的深刻憂慮。而隨之展開的中國本位文化派與全盤西化派的知識分子大論戰，從表面來看，似乎還是延續了五四時期的中西文化之爭，實質上，在1930年代的國難背景下，其焦點已經悄悄地發生了變化：不再關注對中西文化的態度本身，而是關注什麽樣的文化才能成為民族國家的核心文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文化？是以西方文化為本位，還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
1930年代的這一問題與亨廷頓提出的在美國重建盎格魯基督新教的核心文化，雖然在時間和空間上差異很大，但問題的性質頗為相似。亨廷頓所面臨的困境是：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原先作為立國之本的原初移民文化——盎格魯新教受到了文化多元主義和後現代的文化虛無主義的強烈挑戰，因而要重新確立基督教的核心文化地位。在1930年代的中國，是傳統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崩潰，各種外來思潮蜂擁而入，而打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又需要某種核心文化，於是“中國本位文化”也好，“全盤西化”也好，就成為了重建中國核心文化的焦點所在。
張佛泉是中國本位文化論戰的積極參與者，對於這一問題，張佛泉與胡適的態度一樣，堅決反對中國本位文化。在《“民族主義”需要重新解釋》一文中，他針對孫中山族群民族主義中恢復我國舊文化的主張，批評說：“他在這方面的主張，不幸成了近幾年很大的保守勢力。譬如尊孔、讀經、新文化建設運動、十教授宣言等，全是承襲中山先生那種恢復舊文化的意念而來的。”有沒有可能像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者南京十教授希望的那樣，一方面吸收歐美文化，另一方面保持中國文化的本位呢？張佛泉認為根本不可能。在他看來，文化是有機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根本的、質的差別，兩者不可通約。[9]不過，張佛泉也不完全同意全盤西化論，他並不認為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認為文化可以有根本和枝節之分。即使提倡西化，也沒有必要采取All or None的方式。對西方的學習，可以有所選擇，枝節問題譬如打撲克還是打麻將好，沒有必要全盤學西方。但是，在根本問題上，只有西化一條路。“我所主張的可以說是從根上，或說是從基礎上的西化論。”[10]
什麽是“從根本處西化”呢？張佛泉說：“我以為西洋文化背後有一種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做泉源，於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明的表象才發長出來，才放射出來。它這種精神，吾無確當名詞以名之，姑名之為希臘的精神，或統稱為西方的頭腦。”[11]張佛泉幹脆地指出，“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整個改造我們的頭腦，而要將中式的頭腦換上一個西式的頭腦（western type of mind），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柏拉圖‘共和國’式的頭腦。”[12]現在很清楚了，張佛泉所要建立的核心文化，正是以西方為本位的希臘精神、柏拉圖式的頭腦。
那麽，這種外來的西洋文化能夠成為邦國主義的精神核心嗎？張佛泉認為，講邦國主義不一定要扯上所謂的“民族性”，如前所述，這分別是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的問題。即使是為了邦國主義去激發國民的自信心，也不一定要借助原有文化。讓人失去自信心的，就是教給他一套根本不足以應付現勢的祖傳方法。而徹底采用西洋文化，可以讓自己建立極大的自信心，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13]在這裏，張佛泉對文化的立場不是將其作為認同對象的價值理性，而是僅僅將其看作功用性的工具理性，他說得很清楚：“東西文化到底那個真好，這是內在的價值問題，而不是可以用功用名詞（functional terms）來做滿意回答的。但只用功用名詞卻已經可以回答我們為甚麽須從根本上西化的問題，……因為我們四萬萬人如想繼續在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則只有從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