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天下與夷夏之變異（第3/8頁）

從夷夏之辨蛻變而來的族群民族主義有保守、激進兩種不同的類型。所謂保守的民族主義，其奉行者乃是晚清的傳統士大夫，他們的敵人是西方的帝國列強和外來西學，在西方各種軟硬實力壓迫之下，強烈地守護中國本土傳統，通過衛教試圖保國。而激進的民族主義則表現為晚清革命黨人的反滿意識。這是一個通過族群動員推翻異族統治的政治策略，因為有夷夏之辨的歷史記憶，族群動員威力無比，獲得相當廣泛的認同，最後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結果。激進民族主義到1920年代之後轉化為另一形式的排外性民族主義，即反帝的民族主義，新的蠻夷就是在中國與世界推行霸權的西方列強，激進的民族主義自此與保守的民族主義合流。

從夷夏之辨變異為族群民族主義，個中關鍵是種族意識的萌生。古代中國的種族意識一向很淡，真正具有強烈的漢族種族自覺的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但他的思想在清朝大部分時期都屬於大逆不道的異端，對士林影響有限。對於種族意識，姚大力指出：“其實它充其量不過是依附於王朝忠誠觀念的一種‘伴生性的原民族’意識而已。一旦新的王朝鞏固了它的統治秩序，這種‘伴生性的原民族’情緒很快就會大面積消退。”[8]而族群民族主義的真正出現，一定要等到晚清西方的種族觀念被引進中國並被普遍接受之後，其方才可能成為風靡全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最早將西方的種族論引入中國的，根據松本真澄的研究，不是反滿的革命派，而是將進化論介紹進來的嚴復。[9]嚴復在1895年的《原強》一文中，強調人類社會的競爭，最初是種與種競爭，然後為國與國競爭，“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他認為世界上有四個種族：黃、白、褐、黑。中國的滿、蒙、漢都是黃種，具有種族上的同一性和純粹性，因為具有文化上的優越性，是“文勝之國”，故“異族常受制於中國”，而非“異族制中國也”。然而，近代中國所遭遇的西洋民族，德智體皆勝於中國，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之中，中國遂有了“亡國滅種”之虞。[10]

晚清影響最大的新思潮是嚴復引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種族論正是伴隨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起來到中國的，二者之間猶如孿生兄弟，有著內在的、無法切割的聯系。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來，人類社會競爭的基本單位就是種族，它賦予了種族論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哪個民族在生存競爭中適合生存，是優勝者，它就是貴種，否則就是活該被淘汰的賤種。於是，晚清年間“種戰”、“保種”的論調，一浪高過一浪。推動種族論傳播最力的，非梁任公莫屬。1898年，他在《清議報》創刊號上發表《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認為自大地初有生物，至於今日，數萬年所相爭的，一言而蔽之，爭種族而已。種族之多，起初不可勝數，隨著生存競爭，數目日漸減少，因為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為優種者所吞噬，直至滅種。[11]1902年，梁啟超撰寫《新史學》，將歷史的基本單元看成是人種，所謂歷史即“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在他看來，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有歷史的，一種是沒有歷史的。世界上五大人種，黑種、紅種和棕種皆是沒有歷史的，有歷史的人種，只有白種人和黃種人兩種，最適合競爭。[12]在此之前，梁啟超對這一劃分作了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解釋：“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13]

縱觀梁啟超的種族言論，雖然也是一種新的夷夏之辨，但與傳統的聲音不同，他不再從文明的相對角度區分夷夏，而是轉換為種族的絕對性。一部分人種是賤種，注定要在生存競爭中失敗，而另一部分人種是貴種，將會最終贏得未來。文明可以轉化夷夏，但種族卻是天生的，命運不可改變。代替文明這一普遍性的，是另一種普遍性，乃是晚清所普遍認同的所謂公理：由進化論所帶來的生存競爭。競爭面前種族平等，誰是通吃天下的贏家，誰被淘汰出局，似乎冥冥之中都有一個種族的宿命。

那麽，作為黃種的中國前途如何呢？梁啟超樂觀地相信，在20世紀之中，“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其理由是中國具有四大優勢：有自治傳統、冒險獨立、思想發達、人多地廣。[14]糾纏在梁啟超內心的，是一種在白種人面前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心結，一方面以白種人的生物學和文化學的標準即是否適合競爭這一普遍性來自我衡量，另一方面又相信黃種終將戰勝白種統治全世界。這種於今看來屬於“政治不正確”的種族優劣論，在晚清卻不僅屬於梁任公個人，而是彌漫在中國士大夫群體之中的普遍思潮，為各家各派所信奉。[15]比如革命派陣營的劉師培也將近代中國的亡國滅種危機歸結為亞種劣而歐種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