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天下與夷夏之變異（第2/8頁）

天下主義與夷夏之辨，是理解古代中國認同的核心，二者互相鑲嵌和包容，不能抽離了一面來理解另一面，它們是古代中國認同的雙重性格。這一雙重性格在不同時代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宋之前從孔子到漢唐，重心落在天下主義，不太強調夷夏之分。漢唐是氣吞山河的大帝國，有強大的中心吸引力，不僅“以夏變夷”，用中原文明改造蠻夷，而且“以夷變夏”，用異教的文化豐富華夏文明本身，使之變得更多元、更遼闊。唐朝的胡人可以在長安當大官，可以成為封疆大吏。一個大帝國在真正強大崛起的時候，是非常自信的，不在乎夷夏之辨，更多表現出天下主義的胸懷。到了宋代，外患危機嚴峻，隨時有亡國（王朝傾覆）的威脅，天下主義暫時行不通，遂突出夷夏之辨的另一面，更強調夷夏之間的不相容性與中原文化的主體性。從元到清，這條脈絡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到王夫之那裏產生了種族民族主義的強烈認同。晚清以後，便接上了近代的種族民族主義。

但即使在宋代之後，夷夏之辨依然無法脫離天下主義而成為獨立的意識形態。夷夏之辨是相對的，並非絕對的存在。天下主義與夷夏之辨內在滲透、相互鑲嵌。天下主義是進攻利器，夷夏之辨乃防守之道。防守的終極目的，依然是要實現天下歸仁的儒家天下理想。在古代中國，一個新的王朝是否合法，是否為漢族士大夫所認同，有兩條標準：一條標準是夷夏之辨，另一條標準是天下主義。夷夏之辨是次要的標準，最重要的還是天下主義。非華夏的外族，既是絕對的敵人又是相對的敵人。之所以是絕對的敵人，乃是他們沒有被文明教化過，代表了野蠻，是對中原文明的顛覆；之所以是相對的敵人，意味著只要蠻夷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就可以成為華夏天下的一員。即使是異族統治，漢族士大夫也可以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因此，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最終在意的不是亡國（漢人王朝），而是亡天下。

六朝隋唐之後，中國人不論從種族還是文化來說都不是純粹的，且不說“五胡亂華”之後夷夏之間血緣混雜，即便是中原文明，也融合了外來文化。宋明理學就是被佛教夷化了的儒學，而佛教在中國也被漢化，從出世的佛陀變為在世的禪宗。中國的天下主義以中原文明為核心，把異端的、蠻夷的文化與種族包容進來，形成一個更大、更具開放性的華夏文明。這個華夏文明無法以種族、血脈、語言和歷史的純粹性來追溯。宋代雖然是一衰世，但中原民族的主體性也早已是多個民族和文化雜交後的主體性，夷夏之辨依然受到先秦而始的天下主義之規約。

古代中國的認同之所以博大，包容性強，中心清晰、邊緣模糊，無法以近代的民族國家定位，乃是始終離不開天下意識。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提到，在中國歷史中有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思想資源，一種是排他性的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主義，第二種是包容性的以天下為價值的文化主義。這兩套關於民族共同體的敘述，既互相分離又糾纏在一起。[7]天下主義是普世的，夷夏之辨是特殊的。對於古代中國而言，天下既是華夏的特殊主義，又是以華夏為中心的普世主義。普遍性（文化）與特殊性（華夏）融為一體，或者說普遍性的天下發端和存在於特殊的華夏文化之中。只是到了近代之後，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之下，華夏失去了普遍主義的位置，於是特殊的華夏與普遍的天下主義發生斷裂，形成近代中國認同的深刻困境。

二、夷夏之辨向種族論的蛻變

在近代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過程之中，傳統中國的天下主義和夷夏之辨作為歷史性的思維框架依然左右著中國的思想家們，只是在西潮的沖擊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圍中產生了歷史的變異，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天下主義蛻變為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論，而以中原文化為標準的夷夏之辨異化為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種族論。它們之間的復雜互動和交叉鑲嵌對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產生了深刻影響。

夷夏之辨在古代中國不僅是文化的、相對的，而且受到天下主義絕對理想的制約，因此總是處於邊緣性的位置。然而，到了晚清之後，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一波又一波的西潮沖擊之下，以儒家的禮教為核心的天下秩序發生了崩解，外來的西方列強攜著槍炮的實力和文明的觀念讓古代中國受盡屈辱，從此中國人失去了自信。於是，一種防禦性的、抵抗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油然產生，而它從古老的傳統中所吸取的智慧，正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夏之防，由於其不再有天下主義的規約，古老的夷夏之辨化身為近代的族群民族主義，從邊緣走向主流，成為從朝廷到士大夫的主流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