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第3/7頁）

漢族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如今常常被畫上等號，似乎漢族就等同於中華民族，這種習以為常的看法，自然出自於歷史意識的慣性，在中華民族之中，漢族作為一個主流民族，由於其幾千年來中原文明的巨大吸引力和天下主義的內在凝聚力，的確成為古代中國的中心，當晚清產生了中華民族這一國族意識的時候，漢族所擁有的古代文明也歷史性地轉化為中華文明的主體。但另一方面，當我們將中華民族僅僅等同於炎黃子孫、將中華文明簡單地理解為中原文明的時候，就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在中華民族大家族內部除了漢族之外，還有蒙、藏、維吾爾等其他民族以及眾多的文化族群的事實，他們有自己的民族或族群認同，不少民族有著不亞於漢族的、他們自己的高級宗教。漢民族只是多元一體的國族中的“一元”，絕非中華民族“一體”本身。之所以要將民族與國族加以區分，其真正的意義乃是要將漢民族與中華民族適當地分疏，既要看到二者之間內在的歷史關聯，又要尊重中華民族這一國族中其他民族和族群的歷史存在與文化尊嚴。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國族，伴隨著近代國家的出現而誕生，而不是出現於之前的古代，哪怕是宋代以後。顧頡剛先生1939年在《邊疆周刊》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提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五大民族’這個名詞卻非敵人所造，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幹種族的必要。”“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信念，也是事實。”[10]他的這一看法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爭議，費孝通、翦伯贊等先生都曾撰文反駁。顧頡剛先生為了駁斥日本帝國主義制造偽滿洲國，防止邊疆軍閥搞民族分裂，否認中國的內部存在多元民族，其用意可嘉，但信念畢竟不是事實；而且也將理論上只可能出現在近代的國族錯置於古代。

古代的中國如果不是一個國族性的中華民族，也非僅僅是漢民族，那麽，它究竟意味著什麽？是一個帝國，還是一個民族國家？如果用歐洲的帝國/民族國家二分法來分析的話，我們的確會面臨詞不達意的困境，而所謂自在的民族實體，也是從這一分析框架而來，似乎與中華帝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相對應的，應該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共同體，而這一民族共同體，又為後來所出現的民族國家奠定了歷史的合法性，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樣的分析思路，具有雙重誤區：帝國的存在，並不一定需要一個統一的民族，而近代的國家才需要建構一個想象的民族共同體。帝國的內部通常有眾多的民族或族群，帝國統治者從來不指望打造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來實現整合，相反它可以保留各個民族或族群的特性，或者借助於法律（如羅馬帝國），或者運用高級的文明（如中華帝國）來實現整合。而近代的民族國家，雖說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但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霍布斯鮑姆、蓋爾納等民族主義研究大家一再指出的那樣，不是（古代的）民族創造了（近代的）國家，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近代的民族，特別是國族意義上的民族。[11]

漢族士大夫對中國的認同並非種族的認同，而是一種文化秩序的認同，代表文化秩序的天下是絕對的，而夷夏之辨是相對的。然而，文化秩序是理想，是靈魂，它必須寄托於現實的肉身，讓靈魂附體。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這個國便是寄托了天下理想的肉身：王朝。因此，士大夫們對中國的認同，在抽象的層面表現為對天下的認同，而在現實的層面，對天下的認同又表現為對王朝的認同，只要這個王朝代表了天下的秩序，便具有了正統性。趙剛在研究漢族士大夫論著中的“華夏”、“漢人”時，發現他們對“漢人”的心態是平和乃至冷漠的，而當他們談及王朝的時候，其情緒卻格外熱烈，他們不在乎這個王朝是否由異族統治，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體現了天下的文化秩序。趙剛因此得出結論：“在族群認同從自在形態向自為形態轉變的過程中，王朝認同是個必經階段。”[12]

由此可見，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漢人種族主義傾向，只是一個孤獨的個案，一直要到晚清歐洲的種族主義引進中國、民族主義狂飆席卷神州，王夫之的民族意識才得以復活並受到重視。而在漫長的王朝更叠歷史當中，對天下的認同始終是古代中國認同的主調，這種天下認同在現實層面，往往通過對王朝，尤其是擁有良好秩序的正統王朝的認同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