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第2/7頁）

族群、民族與國族，雖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在歷史實踐當中，三者並沒有嚴格的不可跨越的界限，而是存在著相互轉化的可能性。許多民族都是從族群發展而來，但並非每一個族群都會上升為民族。當某個族群意識到自己的政治目標，並且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產生了規範的公共文化時，便會產生民族自決乃至建國的沖動，形成“族群民族主義”，原先純粹的血緣性、文化性的族群便轉化為具有政治性內涵的民族。英語中的nation同時具有文化性的族群和政治性的國民的雙重內涵。民族來自族群，又高於族群，因為民族除了自然屬性之外，還擁有人為的政治品格，民族與高級的規範文化、公共語言、統一的市場和政治制度不可分離，這些因素形成了近代民族的制度化條件。nation state這個概念意味著，民族與國家到了近代已經是同一角幣的兩面，密切相關。不過，兩面畢竟是兩面，二者又不能完全等同，誠如史密斯所說：

民族不是國家，因為國家的概念與制度行為相關，而民族的概念則指的是某種類型的共同體……民族是被感覺到的和活著的共同體，其成員共享祖國與文化。[6]

近代的民族國家，既是一個以國民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也是一個以民族為自我理解的文化共同體。國民與民族，構成了nation的兩面。在歐洲近代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當中，英國、法國以及美國重視的是具有平等政治身份的國民這個面相，而德國、俄國以及東歐突出的是具有共享的血緣、歷史和文化的族群身份，因此形成了國民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兩種不同的類型。[7]

一個自在的族群是否可以上升為自為的民族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即便成為了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也未必必然成為擁有獨立國家主權的國族，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巴斯克一直有分離和建國的沖動，但至今仍然只是擁有民族自決權的區域性民族。而所謂的國族是民族與國家結合的產物，更確切地說，是民族主義與國家共同建構的產物。國族的產生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內部擁有共享的族群記憶、歷史、語言和文化，更重要的，乃是近代國家所創造的統一的民族市場、獨立的國家主權以及共同的法律政治體系。對於單一民族的國家（比如法國、日本）來說，國族意識的形成並非困難，只需從原生性的民族認同轉化為近代的國族主義即可，但對一個多民族、多族群的近代國家（比如美國、中國）來說，要在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之間融合出一個共享的國族認同，則是一個相當困難和長期的歷史過程。

二、漢民族認同不等同於中華民族認同

那麽，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是何時出現的呢？費孝通先生如此論述作為一個國族的中華民族的產生過程：

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遊出現了一個由若幹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遊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8]

費孝通先生的這一觀點為學界公認，乃是經典性的論述，現在的問題在於，這裏所說的華夏——漢族是否等同於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或者說，在古代中國是否有可能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國族？正如前節所述，古代的中國認同只能在天下主義與夷夏之辨的雙重背景下才能理解。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民族用文明的禮儀教化逐步融合周邊的各個族群，形成了一個以文化為自我認同的漢民族。晚清的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指出：

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9]

無論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自在的“民族實體”，還是楊度所說的“文化之族名”，實際上指的是一般意義上nation的漢族，而不是作為state nation的中華民族，下面我們將看到，中華民族是晚清才出現的概念，而作為國族，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必定與近代國家同時出現，而且是被民族主義和國家所建構的。在古代中國，只有王朝和天下的觀念，並沒有近代主權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以及相應的建制。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國族想象，只是“倒放電影”式的今人對古代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後被重新建構的、想象性的“民族虛體”，而非有實證依據的、有自覺意識的“民族實體”。民族的自在狀態和自覺狀態的區別，在於是否有明確的自我意識，即所謂的民族覺悟，即便是一個缺乏自覺的自在性民族，也需要有此“民族實體”的存在。但在古代中國，雖有實體性的民族，有中原文化的代表漢族，也有作為蠻夷存在的其他民族，但各民族之間並未整合成一個哪怕是自在意義上的國族——中華民族。而大量關於中華民族在古代的論述，其實只是華夏——漢族的歷史敘事。比如，葛兆光教授所分析的宋代所出現的民族意識，其實只是一種漢民族的主體意識，而非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意識。從華夏族到漢族，至少在六朝隋唐，依然是缺乏自覺意識的自在民族，而到了宋代之後，隨著國勢的衰落，夷夏之辨壓倒了天下主義，漢族的文化自覺意識開始萌芽，但所萌芽的也僅僅是漢民族的主體意識，而非中華民族的國族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