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第4/7頁）

古代中國士大夫的家國天下認同，家乃血緣宗法家族，國乃王朝所象征的政治共同體，而天下指的是中華文明共同體。王朝有生有滅，盛衰無常，華夷不定；但文明是連續的，一以貫之，無論王朝是漢人還是異族統治，是多民族的開放大帝國，還是漢人一己之封閉小國，只要禮儀教化還在，中國就存在。文明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文明是怎麽樣的，中國便是怎麽樣的。中國的認同，便是天下的認同。

三、近代“國族”的重新發現

自從清朝出現之後，關於中國的認同，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自秦朝之後的兩千年歷史之中，有兩種不同的帝國形態，一種是漢族為主的漢唐和明朝，另一種是異族統治的元朝和清朝。特別是處於帝國時代末端的清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以往的漢唐帝國，天下即華夏，華夏即天下，天下與華夏融為一體。漢族不僅是文化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周邊的藩國、夷狄紛紛臣服中原。但滿族統治下的清朝，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元體制的大帝國，不僅將過去一直不曾征服過的草原、森林、高原等各邊疆民族納入統治範圍，而且大大擴充了中國的疆域與版圖，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民族和領土遺產。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擁有多重身份，對於農耕的漢族來說，他是皇帝；對於草原的蒙古族來說，他是各部落的共主天可汗；對於高原的藏族來說，他又是菩薩的化身。由此可見，清朝的天下已非漢族一家之天下，乃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元體制的天下。以往的漢族王朝以儒家之天下理念，成功地將許多周邊族群化夷為夏，但漢族統治者在治理草原和高原民族方面的能力，卻遠遠不及清朝統治者。正如楊念群所敏銳觀察到的，之前的漢唐帝國只有南——北文化之分，但到了清朝帝國，出現了東——西地理對局，“清朝君主對滿族認同和對多民族統治身份的有意塑造，體現出‘東——西’地理格局顛覆漢人‘南——北’空間敘事傳統的強烈意願”。[13]清朝的統治者並不刻意打造一個統一的天下，也不試圖將滿、漢、蒙、藏、回五族融合為一，在中原和草原民族之中，清朝統治者恰好處於某種既是邊緣又是中介的位置，他們熟悉中原文化，並且在文化上相當程度地被漢化，另一方面在宗教上又與蒙、藏民族共同尊奉喇嘛教，遂以王朝為中心，通過平行的雙元體制，成功地將過去從來沒有合二為一的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整合在一個統一的帝國秩序之中。

清朝帝國的出現，使得漢族士大夫對於中國的理解和想象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趙剛指出：“從漢人方面看，明代漢人的政治空間，如當時各種地理載籍所顯示的那樣，僅限於內地。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後，漢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接受了清朝從多民族帝國角度對它的新解釋。”這個新解釋就是，“清帝國與其說是一個文化單位，倒不如說是一個有著明確疆域範圍的政治實體”。[14]根據楊念群的研究，以往王朝的正統性有三條標準：空間上的大一統，時間上的五德終始的循環論和種族上的內外族群之別。大致而言，在天下主義的漢唐帝國，突出的是空間上擴張的大一統，而在強調夷夏之辨的宋明朝代，更看重漢人的文化正統性。到了清朝，朝廷在論述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即正統地位）時，淡化了對清不利的時間和種族意義上的正統性，特別突出自己對漢唐帝國傳統的歷史繼承，即空間上開拓疆域、統一天下的正統性。[15]這一空間上的大一統觀念，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核心所在，唯有疆域的擴張和天下的一統能夠真正證明這個異族政權的權威性。也正因為到了清帝國，文化的正統性淡出，疆域統治的主權性突出，使得19世紀末的中國士大夫得以順利接受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主權意識，而非發生一個突兀的中國認同的質變。

總而言之，宋代開始的漢民族文化自覺也好，清代的疆域主權意識也好，只是原生性民族主義的表現而已，它為晚清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歷史的內在基因，但絕非是近代的民族國家本身。這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的民族共同體並非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蓋爾納和霍布斯鮑姆所認為的那樣，純粹是國家創造或民族主義想象的產物，它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在有中演化，用安東尼·史密斯的話說，是一種重新建構（constructed）的歷史過程。所謂的重新建構，即近代的民族共同體（nation），即便是公民民族主義，在其建構的過程之中，在根子上一定是族群的，離不開在歷史中形成的血緣、語言和宗教的因素。[16]近代的中華民族意識雖然不等同於漢民族，卻從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歷史、語言、宗教和文化的原型轉型而來，並按照近代的民族國家的規範重新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