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

第一章 多元脈絡中的“中國”

古代史的許多概念已成常識，然而習以為常後，一般學人潛移默化，便不去推敲深究，比如中國、天下、中華帝國、王朝國家、朝貢體系等等，難道真是些不言自明的知識？當用這些爛熟的概念解釋歷史或運用於當下時，常常會遇到曖昧的困境。

我們是誰？何謂中國？何謂中華民族？中國是華夏，抑或包括蠻夷？華夏之天下等同於今日之世界嗎？古代中國的認同，究竟以何為中心？以朝貢為中心的天下體系，真的是古代中國世界關系的全部？我雖不治古史，但在研習現代中國的時候，不得不回溯這些與中國傳統無法剝離的問題，概念的背後是有爭議的真實，有爭議的真實背後，更是一個多元脈絡的“中國”。

一、天下與夷夏

先從天下說起。何謂天下？在中國文化當中，天下具有雙重內涵，既指理想的倫理秩序，又指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國，“早期的‘國’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1]作為價值體的天下，乃是一組體現了自然、社會和人類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價值，其體現在人間秩序上，便是一套文明的價值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2]國，不過是王朝的權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禮儀秩序，不僅適用於一朝一國，而且是永恒的、絕對的仁義價值與禮樂規範。天下之價值來自超越的天道，而從西周開始，天就被認為內在的具有德性，而天道與人道相通，天意通過民意而表達，天下也就因此擁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倫理價值。

天下的另一個含義是地理意義上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象。秦漢之後，在類似同心圓的“差序格局”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內到外，分為幾個層面：第一層是大一統王朝直接治理的郡縣，如漢人的主要居住區域即本部十八省；第二層是通過冊封、羈縻、土司等制度間接統治的邊疆地區，如明朝時期的西藏、雲南和東北；第三層是關系或遠或近的朝貢國，如朝鮮、越南、暹羅、琉球等，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化內之地；最後一層則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開化、與中原王朝對立或沒有關系的蠻夷。嚴格說起來，所謂的天下，指的是前三層。正如甘懷真所分析的那樣：“天下是由中國以及與中國有朝貢、冊封關系的域外國家所構成的政治系統”，“而這個天下也是‘漢字文化圈’”。[3]這個空間意義上的天下，始於西周，完成於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為中心、向東亞乃至世界呈同心圓輻射的結構。古代中國的天下空間，不像現代世界各國版圖那樣固定不變，內圈與外圈、化內之地與化外之地，經常處於彈性的變動之中，中心清晰，邊緣模糊。在戰國時代，天下只是方圓三千裏的九州；而到了漢代，天下則成為包含夷狄在內、方圓萬裏的帝國遼闊之疆域。[4]

天下的政治秩序與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構，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邢義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圓結構與周代封建的親親、內外完全一致，親親之義在差等，由親而疏，由內而外，可以無限放大。天下由諸夏和蠻夷組成，中國在中心，可以推廣到每一個角落，王者無外，進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5]

與天下對應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夷夏。何為華夏？何為夷狄？它們在古代中國並非一種族性概念，乃是一種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間，所區別之處乃是與天下價值相聯系的文明之有無。中國歷代有明確的夷夏之辨、胡華之別。華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變動和轉換，夷入華則華之，華入夷則夷之。夷夏之間，雖然有血緣和種族的區別，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禮教秩序。華夏的驕傲與自大，並非血緣性、種族性的，而是一種文明的傲慢，其對夷狄的鄙視，同緣此理。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於中原的禮樂政教，那就會被接納為天下中國之一員，乃至成為統治者和皇帝，歷史中並非個案。

天下是絕對的，夷夏卻是相對的，所需要辨認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因此，以華變夷、化狄為夏，不僅在中國歷史中為常態，也是中華帝國文明擴張的使命所在。華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正如許倬雲先生指出：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6]天下有絕對的敵人，即那些沒有或拒絕接受中華文明教化的夷狄，此處需要夷夏之辨。但作為具體的夷夏，二者卻是相對的，可以教化，化“他者”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絕對的，而夷夏卻是相對的、歷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