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第3/8頁）

古代中國人的“中國認同”意味著什麽？從“家國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謂的“中國”只有兩種表現形態，一種是抽象的文明價值與典章制度，另一種是具體的正統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後才出現的民族國家。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不是一般意義上有著自然風俗習慣和宗教傳統的民族，比如漢族、滿族、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與國家緊密相關、合二為一的民族。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歷史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具有強烈的人為建構因素，與近代國家同時出現和被打造，因此nation既可以翻譯為“民族”，也可以翻譯為“國家”或者“人民”。總而言之，近代意義上的nation，是一個整體性的人民——民族——國家共同體，這與只具有自然屬性的傳統民族是截然不同的。嚴格而言，古代中國人的所謂“中國認同”，並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而只有文明的認同或者王朝的認同。

所謂近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就是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是一個近代概念，其出現不早於晚清，最早是由楊度和梁啟超提出來的。中華民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堅民族一樣，是與近代國家一起被打造的國族（state nation）。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有可能出現在古代中國嗎？顯然不可能。作為一種國族想象，中華民族只是“倒放電影”式的今人對古代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後被重新建構的、想象性的“民族虛體”，而非有實證依據的、有自覺意識的“民族實體”。雖然中華民族以華夏——漢民族為主體，但華夏——漢民族不等同於中華民族。古代中國有華夏——漢民族，卻沒有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費孝通先生將中華民族視為多元一體，這一經典性觀點很有道理，“多元”意味著中華民族由漢、滿、蒙、藏、回等多民族組成，所謂“一體”就是指與近代民族國家具有同一性，就像美利堅民族是由不同的種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構成的那樣。然而，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發展過程，在古代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產生了民族意識之後，成為自為的民族，[8]這一看法卻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我們不能將歷史上的華夏——漢民族直接等同於中華民族，事實上在任何朝代裏面，都存在著具體的漢族、滿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卻不存在一個所謂中華民族的實體。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體自覺。

清朝建立了一個與現代中國版圖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國家，通過雙重的治理體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將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分而治之，並整合在同一個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並沒有試圖打造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中華民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覺悟的，只是漢民族的種族與文化意識，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本體自覺，雖然漢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意識之間有著內在的歷史文化脈絡。在真正的中華民族本體意識中，作為主流的漢民族意識是重要的，作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樣不可缺少，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識之上，打造和建構一個與國家同一性有關的民族同一性，而這一政治的同一性，絕對不可與漢民族畫上等號。

古代中國是一個復線的中國。既有以中原為中心的漢族文明的中國，也有身處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數民族的中國。他們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歷史。一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原與邊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互動的歷史，其中有以夏變夷，也有以夷變夏，最後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後轉型為近代的民族國家，並開始凝聚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整體。

在古代中國，對於“中國”的國家認同，是通過對文明的認同和對王朝的認同實現的。姚大力指出：“宗廟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國人國家認同觀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撐著元初宋遺民和清初明遺民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認同，而不是種族認同。[9]趙剛的研究也發現，在清代漢族士大夫討論“華夏”與“漢人”的時候，他們對“漢人”的心態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談論與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當他們談及王朝的時候，其情緒卻是格外地熱烈，表現出強烈的認同感，特別是在對已故王朝的眷戀和忠誠上，尤為如此。與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他們不在乎這個王朝是否由異族統治，他們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體現了天下的文化秩序。[10]

不過，王朝認同是表象，文明認同是內核，王朝認同是有條件的，文明認同是絕對的。在王朝認同背後，是對其所代表的天下價值觀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個在士大夫心目當中擁有合法性的正統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