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第4/8頁）

何謂正統，何謂合法性，在秦漢之後的歷代王朝之中，有微妙區別。所謂正統，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以天下為中心的歷時性解釋，注重的是對中原文明的歷史脈絡傳承；另一種是空間性的大一統，強調的是天下歸一和疆土的開拓。天下與大一統，在儒家思想裏，二者互相包容、鑲嵌，天下是一套禮治的價值觀和制度；所謂的春秋大一統，乃是統一於天下歸一的周禮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統卻抽去了儒家禮治的價值內涵，只剩下一統天下、富國強兵、提升國力、開拓疆土的政治內涵。《史記》中記載秦始皇“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11]在儒家那裏，天下的理想包含了大一統，大一統之中有王道，但法家的大一統卻未必有天下的文化情懷，唯有暴力征服的霸道。不過，自秦亡之後，漢武帝之後的歷代王朝，大都儒法並用、外儒內法，因此其王朝的合法性背後有儒家的天下文化，也有法家的大一統政治。

從秦漢到明清，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大一統王朝：一種類型是以漢人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漢、唐、明；另一種是邊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遼、金、元、清。雖然都是大一統，但漢族為皇帝的中原王朝其合法性背後有天下，以中原文明為中心，吸引四方內聚，形成華夏中心主義；而邊疆民族當君主的征服性王朝雖然部分地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統性更多地不是來自代表天下，而是來自開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國力。這兩種類型的國家認同，都以王朝認同為表象，其區別非常微妙。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國力強盛而自傲。自秦漢、盛唐到元代、大清，“天下中國”逐漸演變為“大一統中國”。

中原王朝的天下觀以華夏——漢民族的文明與空間為中心，但在元代和清朝這些征服王朝那裏，天下的內涵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排斥了以中原為尺度的夷夏之別，突出了以王朝認同為核心的疆域大一統。天下的文化性消解，地理性強化。元朝和清朝的天下地理不再是中原文明為軸心的同心圓，而是征服王朝高高在上的多元世界。姚大力說：中原王朝的天下在地理概念上，乃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夷夏之別，但蒙古人的天下觀念卻是一個無中心的開放世界。[12]這樣一個無中心的多元化天下，已經開始接近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天下變得多元，元代的中國，政治非常黑暗，也存在著等級性的民族歧視和壓迫，但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商品、宗教和文化的流動變得更為順暢。事實上，元代正是一個世界文化大流動的時代，西域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文化，以及波斯文化、威尼斯文化等自由流入中國，其文化盛況讓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等外國人驚嘆不已。

三、邊疆民族帝國的治理智慧

宋之後的征服性王朝，金只有半壁江山，元從統一中國到被明朝所滅不到90年，而滿人所建立的清朝，不僅持續了275年，而且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版圖。過去史學界過於沉湎在中原文化中心論，將清朝的成功視為中原文明同化了滿族的結果，事實上，作為最後一個王朝帝國，清朝所留下的眾多政治、文化遺產中，有的是中原文明的歷史傳承，但更多的卻是其作為北方民族自身的獨創。

清朝改變了三千年中國歷史的中心與邊陲概念。中國的文化與地理中心，一直在漢民族雲集的黃河和長江流域。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擴張，幾乎沒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因為南方同為農耕民族，但缺乏中原的高級文明，故以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典章制度、儒家禮儀同化南方蠻夷，易如反掌。然而，中原王朝向北方的擴張卻麻煩得多。長城是中國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一條分際線，在西漢和盛唐，雖然中原王朝屢次打敗過匈奴、突厥，但從來沒有穩定有效地統治過草原區域，也沒有真正征服過在大草原縱深地帶生活的遊牧民族，使其成為忠誠的中原王朝臣民。而那些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人，多是進入農耕區域、改變了自身遊牧習性的“內蠻夷”而已。那些處於長城周邊的遊牧、森林民族，則過著農耕和遊牧的混雜生活，較多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的民族特性。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宗法倫理和禮樂典章，皆以農耕生活為本，與遊牧習性大相其異。從農耕到半農耕半遊牧再到草原森林高原區域，形成了中原王朝帝國特有的中心與邊陲之分，這種區分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既是自然形成的，也是人為建構的。一個帝國，有中心與邊陲之分，乃意味著其統治的有限性，無論其文化的聲望還是治理的效力，從中心到邊陲，都有逐級遞減的效應，這是天下“差序格局”的基本空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