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第2/8頁）

由於中原的華夏民族沒有絕對的種族界限，因此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通過遷徙、通婚和文化融合能夠化周邊的蠻夷為華夏。歷史上夷夏之間、胡人與漢人之間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時期、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明代以及清朝。[7]在這幾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過程之中，不僅有蠻夷被漢化的現象，也有漢人被胡化的反向過程。漢人本身是農耕民族，而胡人多為草原民族，農耕中國和草原中國經過六朝、隋唐和元清的雙向融合，已有許多文化滲透，比如佛教原來就是胡人的宗教，可見漢族的血統裏也摻雜了眾多蠻夷的成分。夷夏之間，既有絕對的分別（有無禮樂教化），又是相對的過程（相互的融合與內化），隨著每一次中原文化的對外擴張，華夏民族融合進了原來的胡人，使得他們成為新的一員。所謂天下，便是這樣一個不斷以夏變夷，化夷為夏的過程。

蠻夷又分為內蠻夷和外蠻夷，內蠻夷在中國疆域之中，外蠻夷則不屬於中國，而是中國的屬國。那麽，天下與我們今天所講的中國和世界又是怎樣的關系呢？

天下所蘊含的空間，要比地理概念的中國大。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有著明確主權、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國家；而古代中國雖稱國家，卻不是近代的民族國家，而是王朝國家。歷史上的王朝經常更替，但始終存在一個超越了具體王朝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其不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連續性，更具有宗教、語言、禮樂、風俗的文明一貫性，這一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就叫作“中國”。從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義上的中國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地域，既包括直接治理的郡縣，也包括那些間接統治的冊封、羈縻、土司之地。在中國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貢藩屬國，如歷史上的越南、朝鮮、琉球、暹羅（泰國）、緬甸、蘇祿（菲律賓）等，雖然不屬於中國，卻是天下的一部分，通過朝貢體系參與進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現有中國版圖之內的古代歷史之中，大部分時期不是只有一個王朝國家，而是有多個王朝政權。魏晉六朝和五代十國時期且不論，即使在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時期，於漢朝有北方的匈奴、鮮卑政權，於兩宋王朝，有並存的遼、夏、金、元。我們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單線的、一元的正統王朝故事。但在其外，還有眾多並存的王朝，他們同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歷史上的“中國”，具有雙重內涵：從時間的延續性而言，中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從地域空間的角度說，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多王朝、多個國家政權並存的空間復合體。不同民族、地域、制度的王朝與政權之間，爭奪的不僅是土地、人口和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這個正統。誰占據了中原，誰就擁有了中央王朝的地位，獲得了歷史上的正統。而正統之所以重要，乃是與天下有關。不同於歐洲的列國體制，即一個上帝、多個國家，中國是天下大一統，中國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個天下，而能夠代表天下的，只有一個“奉天承運”的正統王朝，即一個天下，多個王朝。因此，無論是魏晉六朝，還是五代十國，不同的王朝都要爭奪天下之正統。

那麽，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於今天所說的世界呢？答案是否定的，二者有很大的差異。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個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組成，但在古代，所謂天下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古代中國人的世界，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一旦與自我無關，便不再關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不等同於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漢代人已經知道有羅馬帝國，但不認為與天下有關。中國的世界秩序只在五服之內，五服之外便與天下無關。

這種自我中心論的天下觀，是一種典型的“差序格局”，是內外有別的秩序。但這個內外，只是相對的，且富於彈性。只有相對的內外，沒有絕對的敵我。蠻夷之國今天不屬於天下的一部分，但明天臣服於中央王朝，來朝示好，便被納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國之天下，理論上是無限的，現實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態上，天下等同於整個世界，是普世主義的價值，但在現實形態上，天下又無法等同於世界，總是有著王朝國威無法顧及的化外之地，有著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蠻夷。

二、沒有國族認同，只有王朝認同

在古代中國人的“家國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僅是適合華夏——漢民族的特殊價值，更是普遍適用於包括華夏、蠻夷在內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中國作為一個連續性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靈魂，它需要一個結構性的肉身，那就是“國”。這個“國”，是與文明共同體相重合的政治共同體“中國”，但這個“中國”，並非有著明確主權、疆域和人民的民族國家，而是指前後相繼、時而分裂時而統一的一個個王朝國家。古代中國人對抽象的“中國”之認同，乃是表現於對某些具體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