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的人生，為何最終會拐個彎？（第2/4頁）

1879年7月，嚴復再次以“頭等”的成績從皇家海軍學院畢業。按照原來的計劃，他應該再到英國的軍艦“紐卡斯爾”號上去實習一年。但是，國內來電，召他盡快回國。

原來，福州船政學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當老師，傳授自己的所學。

於是，嚴復收拾行囊，啟程回國。

這時候的他，已經經歷了第二次轉變——

從一個渴望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青年，到一個已經對西方社會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並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人。

4

嚴復回國後沒多久，就被調到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

北洋水師學堂是一所新式海軍學校，嚴復在校任教期間，培養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後來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後來成為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

不過，一場顛覆整個中國命運的戰爭，打破了嚴復安心教書育人，讓中國富強起來的幻想。

這場戰爭，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對嚴復而言，有著遠超普通人的刺激和傷害：在北洋艦隊裏有無數他的同學、學生、朋友。尤其是他當年的那批同學，在艦隊裏都已經擔任高級指揮官，但在甲午海戰中，殉國的殉國（鄧世昌、劉步蟾），自殺的自殺（林泰曾），被處斬的處斬（方伯謙），幾乎全軍覆沒。

嚴復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不久，還曾隨清朝自主設計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艦“揚威”號訪問過日本的長崎和橫濱。當時日本還在建設海軍，在港口，無數日本民眾聞訊趕來，用羨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視清朝的軍艦——才20年，乾坤已經逆轉。

當時，嚴復稱自己經常“夜起而大哭”，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曾寫道：“心驚手顫，書不成字。”

但又能怎麽辦？這場戰爭讓無數的中國人從睡夢中驚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裏？

而嚴復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裏的那支筆。

他開始了第三次轉變——從一個安於育人的教書匠，轉變為一個開始不斷用文字去喚醒世人的文人。

5

1895年，中國的農歷新年剛過，嚴復就開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報》上，嚴復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篇文章，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個：呼籲改革。

和李鴻章提出的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樣，嚴復也指出：“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國人當初蔑視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種沒開化的蠻夷了（“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

在這些文章裏，嚴復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態度：“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

後來維新派的很多理論基礎，其實多來自嚴復的理論和文章。而嚴復本人，也是“維新變法派”的忠實擁躉。

1897年，43歲的嚴復在與人合辦的天津《國聞報》上，開始連載他翻譯的最為後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

以《天演論》為代表，嚴復從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譯了8部西方的哲學和社科類名著，他的觀點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不在於武備，而在於人們的心態和國家的制度。

在翻譯的過程中，嚴復還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論，那就是後人所熟知的“信、達、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達、雅”這三字標準，對中國翻譯文學的影響持續到今天。

《天演論》封面。這本書扉頁上的那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雖然只是赫胥黎用來闡述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卻被嚴復有意無意影射成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所以這句話震撼了大江南北無數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國人。就連胡適改名為“適”，字“適之”，也是來源於此。（胡適曾說，他的同學裏，有取名叫“楊天擇”的，還有取名叫“孫競存”的，可見這本書對當時人的影響之大。）

《天演論》手稿

嚴復用英文寫給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寫作和翻譯，嚴復更是親身投入了教育事業。1905年，嚴復協同馬相伯先生創立復旦公學，嚴復是復旦公學的第二任校長。

1911年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受當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嚴復又成了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當時的北京大學百廢待興，經費奇缺，嚴復殫精竭慮，利用個人關系向外國銀行貸款7萬元，終於讓北京大學順利開學授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