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第4/12頁）

所以19世紀第三個25年，可說是為工業發展測試資金調動的結果期。除英國這個明顯的例外，大多數調動資金的做法無論如何都會直接或間接涉及銀行。所謂間接就是通過當時很時髦的動產信貸銀行，這是一種工業金融公司，它們認為正統銀行不很適合為工業籌措資金，銀行對此也不感興趣，於是它們便與銀行展開競爭。受到聖西門啟發並獲拿破侖三世支持的工業先鋒佩雷爾兄弟，率先開發了這種金融機構的模式。他們將這類機構擴展到整個歐洲，並與他們的死對頭羅斯柴爾德展開競爭。羅斯柴爾德並不喜歡這種構想，但卻被迫奉陪，而其他國家則紛紛仿效，尤其是德國——這種一窩蜂模仿的現象在金融資本家躊躇滿志、趾高氣揚、財源滾滾的繁榮時期，是司空見慣的事。不動產銀行自此風靡一時，直到羅斯柴爾德擊敗了佩雷爾兄弟後方告結束，其間——又如繁榮時期屢見不鮮的那樣——有些人做得太過火，越過了生意上的樂觀主義與欺詐行為之間永遠存在的模糊界線。不過其他各種金融機構也紛紛面世。它們異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資銀行。當然，證券交易所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景象。在這一時期，它主要是經營工業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僅巴黎證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鐵路和運河公司、38家礦產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運公司、7家公共馬車和公路運輸公司、11家煤氣公司和42家各色各樣、範圍極廣、從紡織到馬口鐵和橡膠應有盡有的工業公司，總價值約550萬金法郎，占所有證券交易額的四分之一強。[19]

這類調動資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業家素不喜歡金融家，而具有實力的企業家也盡其可能不跟銀行家打交道。裏爾的一位當地觀察家於1869年寫道：“裏爾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它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和商業中心。”[20] 裏爾的人們不斷將利潤投入自己的企業中，他們不玩弄賺來的錢，也希望永遠不必去借債。沒有一個工業家會將自己置於貸款人的股掌之上。當然企業家也許不得不舉債。例如克虜伯在1855—1866年間，便曾因發展太快而導致資金短缺。歷史上有個令人信服的模式：經濟越落後、工業化起步越晚的國家，越依賴大規模調動、引導儲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歐先進國家已有足夠的私人財力和資本市場。在中歐，銀行以及與銀行相似的機構，不得不更有系統地充當起歷史的“開拓者”角色。在南歐、東歐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進行幹預，一般是加入爭取國外援助的工作，為貸款作擔保，或（這個可能性更大）設法保證使投資者有利可圖，至少使投資者認為其利潤已有保證。光是利息這項誘因便足以動員投資者掏錢，或令投資者投入經濟活動。不管這個理論正確到什麽程度，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在本書所述時期，銀行（或類似機構）所發揮的工業開發者、導演和指揮者的作用，在德國這個偉大的工業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歐國家大得多。是否銀行的本意就是要充當工業的開拓者和導演——就像信貸公司那樣——或只是因為它們擅長此道？這個問題就更難說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當認識到如今確實需要一個更為精密復雜的融資機構，當大企業家已將大型銀行納為其殖民地後，銀行才成為精通此道的專家，1870年後的德國便是如此。

金融對企業的政策也許會有某些影響，但對企業的組織影響不大。企業面臨的管理問題困難更多。個人所有或家庭所有的企業，其基本管理模式是家長統治。對19世紀下半葉的企業來說，家長作風的管理是日益行不通了。1868年一本德國手冊上說：“最好的指導是口述，是由企業主親自講解，所以東西都放在面前，一應俱全，一目了然。業主並應親做示範，當雇員經常可親眼看見雇主以身作則，那麽雇主的命令也就更有力量了。”[21] 這一金玉良言對小作坊的雇主和農場主人是合適的，對大銀行、大商人的辦公室或許也有意義，而且對剛步入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只要指導還是企業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條經驗也將繼續有效。有些人即使當過小作坊（最好是金屬制造方面）的工人，受過基本訓練，但還是得學會熟練工人應具備的特定技術。克虜伯公司的絕大部分技術熟練工人以及德國所有機器制造業的技術工人，都是這樣在其崗位上培訓出來的。只有英國例外。英國雇主可招到現成的、大部分是自學成材的、具有工業經驗的技術工人。歐洲大陸許多大企業裏的工人跟企業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們幾乎是隨企業長大，並將繼續依賴企業。這種情況的存在與眾多大企業所采取的家長管理制不無關系。然而，人們不會期盼鐵路、礦山及鐵廠的大老板們時時像家長一樣照看其工人，而他們當然也不會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