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第3/12頁）

說也奇怪，中產階級隊伍越龐大、越興盛，花在住宅、辦公室、百貨公司（這一時期極具特色的事物）以及足以炫耀的大樓上的錢越多，工人階級的獲益也就相對越少，除了最最一般的社會開支之外，它們包括馬路、下水道等環境衛生、照明以及公共設施。在包括建築業的所有私營企業當中，唯一（市場和小店除外）以大眾為主要訴求的是小酒館以及從中衍生的劇場、音樂廳。小酒館成了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豪華酒館”。人們進城之後，他們從鄉下或前工業小城鎮裏帶來的古老習氣，因無法與城市生活取得協調，便難以為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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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人口在總人口中雖然只占少數，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將在這裏發生。大型工業企業尚不很多，按現代標準衡量，這些企業的規模並不非常令人敬畏，當然它們會繼續發展。在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一家300人的工廠就算是非常大的廠了。直到1871年，英國棉紡廠平均只有180位員工。中等規模的機械制造廠只雇用85人。[15] 眾所周知，重型工業是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工業部門，其規模比起一般企業要大得多，它們不但集中資金（這些資金足可控制整個城市甚至地區），更將極為龐大的勞動大軍置於其掌控之下。

鐵路公司是一種規模龐大的企業。在19世紀60年代晚期英國鐵路系統達到穩定之前，從蘇格蘭邊境到本寧山脈，從海邊到亨伯河（Humber），這中間的每一英尺鐵路都是控制在東北鐵路公司（Northeast Railway）之下。煤礦大體上屬於大型個體企業，雖然偶爾也有規模很小的公司。我們可從不時發生的煤礦傷亡事故中，一窺它們的規模：1860年裏斯卡（Risca）事故中有145人喪生；1867年芬代爾（Ferndale，也在南部威爾士）事故中有178人死亡；1875年約克郡（Yorkshire）的一次事故造成140人斃命；在蒙斯（Mons，比利時）事故中110人被埋在礦井裏；1877年在蘇格蘭海布蘭泰爾（High Blantyre）事故中共有200人飲恨黃泉。企業兼並日益興盛，尤其是在德國，這種同行之間與不同行業之間的合縱連橫，使它們成為控制千萬人生命的企業王國。這種現象自1873年便開始受到關注，因為Gutehoffnunshütte A.G.這家位於魯爾區內的公司，此時已從單純的煉鐵業發展到采掘鐵礦和煤炭——實際生產21.5萬噸鐵礦和它自己需要的41.5萬噸煤的半數——並擴展到交通運輸、橋梁、造船和各種機器制造業。[16]

位於埃森（Essen）的克虜伯軍工廠，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幾乎1.2萬人；法國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幾何級數增長，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萬人，以至於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數居民是在高爐、軋鋼、鍛造以及工藝加工等部門工作。[17] 重工業並沒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鎮”那麽多的工業區，在這類“公司城鎮”裏，男女老幼的命運都取決於同一個主人的盛衰榮辱和喜怒哀樂，這位主人背後有法律和國家權力的支持，政府認為他的權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眾生的。（186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第414條規定，任何人為達到增加或削減工資目的，而企圖或真正造成，或繼續維持集體停工，或采取暴力、威脅，或施展陰謀詭計幹涉工業自由操作，或幹涉勞動，都構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並不以此為典範，但即使在這些地方，這部法國法典幾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態度。）[18]

原因在於，統治企業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權威，而是企業“主人”，不論企業是大是小。甚至連公司也是認同於某一個人物，而非董事會。在多數人的頭腦裏和現實生活當中，資本主義仍意味著由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擁有和管理的企業。然而這種情形為企業結構帶來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關系企業資金的提供和企業管理。

整體而言，19世紀上半葉大部分具有特點的企業都是由私人籌措資金——資金是來自自家財產——並利用利潤的再投資來擴大規模，這意味著，由於大部分資金已投注在這上面，所以企業為維持當前的運作必須依賴相當數量的貸款。但是對那些規模以及產值不斷提升的企業，如鐵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資巨大的工業，資金籌措是個相當困難的問題，特別是在一些剛開始進行工業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資金的國家。當然有些國家已儲備了大量資金，不僅能充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國家前來借貸（從中獲得適當的利息）。英國在這一時期的國外投資可說是空前的，或相對而言——據某些人說——也是絕後的。法國亦然。法國的國外投資恐怕已損害了本國工業，致使法國工業發展速度落後於它的競爭對手。然而即使在英國和法國，也必須設計一個新的辦法來調動這些資金，去引導這些資金流向需要的企業，並將這些資金組織成聯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籌資的活動。